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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現場（中評社 崔銀珍攝） |
對於東北亞多邊安保機制構建的局限性，淑明女子大學教授洪圭德指出，由於歷史、意識形態的差異，對於在此地區構建東北亞區域共同體的本質性，正在經歷著困難。所以對於促進多方會談，需要持政治領導力，將重點放在可視化和持續可能的目標上。以今年韓朝在DMZ區域撤出兵力部署為例，預測此舉將會對連接六國的鐵路計劃以及信賴機制的構建起到推進作用。東北亞多邊合作在朝鮮為題沒有得到解決之前是很難達成的。所以就像在之前的討論中提及的那樣，將朝鮮與世界連接是我們大家非常重要的目標。雖然期間我們沒有成功過，但現在正是重新開始的時候。雖然制約的部分還是比較多，但以人道主義以及民間安保的相關問題對話為開始，恢復與朝鮮的信賴關係，有必要以此來促進朝鮮對於無核化的努力。
日本廣島和平研究所所長Kikkawa Gen說，東亞地區根本不存在多邊主義制度，這句話是不為過的。軍事超級大國更加傾向於雙邊主義。也就是說，決策時，不願根據協商來決定。他說，美國只追求雙方對話，中國政府反對多邊主義，日本對多邊主義(軍事連帶系統)根本就沒有關心。為了多邊主義的達成，我們需要做的是：第一，針對雙方多邊主義的共識，達成政府間的協議；第二，需要制度化；第三，最重要的是，就像洪教授所說，需要政治領導力。歐洲，特別是德國發揮了發起多邊主義的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相反，除了韓國以外，亞洲再無為此努力的政府。為了促進共同的和平繁榮，政府強有力的指導和倡議是必要的。通過此舉，能在亞洲促進多邊主義的框架。
在討論區域安保的第二場論壇上，OSCE事務局對外協議官König Marietta表示，對話的途徑需要政府之間的交流包括信息的取舍以及軍事協議的內容。只有以此來構建信賴機制，方能減少軍事活動所產生的矛盾與誤解。需要強調的是，通過對話形成的“可預測性”以及由此派生的“信賴機制的構建”。特別在受到核威脅時，信賴機制的構建措施非常的重要，所以有必要建立信賴機制，軍事安定和可預測性可以通過軍事透明性來圖謀和平，這在之前我們是有所展現的。為了國家以及國際安定，應該需要為了互惠的可預測性而努力。而且利害當事者們需要具有和解以及在利害措施上可以促進信賴機制構建的力量。信賴機制構建的相關框架需要調整，在沒有前提條件下，能夠達成專家以及領導人層面的軍事交流是非常重要的。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Vennesson Pascal說，歐洲的局勢的緩解(低蕩détente)也適用於東北亞區域。特別是歐洲地區的局勢緩解是最早發動‘途徑’的原動力。若是沒有1961年的柏林危機以及1962年的古巴核危機，這樣的途徑果真會開始與否，這是個疑問。而且從歐洲局勢緩解的途徑來看，首先蘇聯發生了政治變化，這形成了核心原動力，促使了軍事信賴措施的達成。當時的政治領導人以及團隊也不知道這種途徑會帶來什麼樣的後果，所以持臨機應變的態度。所以現在我們也一樣，雖然對於東北亞的和平以及安保持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非常的難感，但需要承認的是，需要對此做好“臨機應變”。
前駐美越南大使Le Van Bang說，就最近而言，典型的應屬美國和越南的關係。他們過去是敵對的，而現在卻是夥伴關係，這是非常典型的事例。為了達到這個階段，他們用了20年的時間以及投資。雖然兩國間的外交正常化有所提及，但一直到70年代後期以及80年代初期，對話還是比較困難的。圍繞越南，蘇中美的國家矛盾也是形成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美越關係在美軍遺骸返送以後得到了正常化，但在最初，針對相關的對話美國一直吃否定的態度，所以越南邀請了NGO以及退役軍人。這引起了美國政府的關心，起到了促進邦交正常化的催化劑作用。為了在越南發掘美軍遺骸，說服越南國民也需要了很長的時間。所以經驗是，兩國即使想快速地恢復邦交正常化，但圍繞著國家以及周邊地區的條件以及狀況，戰爭症候群很可能會是正常化努力的障礙。雖然MIA以及POW沒有地緣政治上的利害那麼重要，但是是人道主義熱點，所以兩國間合作的討論是比較容易的。有必要參考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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