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創造戰略性模糊是解決兩岸政治難題的權宜之計。據蘇起本人解釋，他希望能通過建構這一概念來避開“一中”，也能避開“各表”，以讓兩岸在民進黨執政時仍能各自保有模糊空間，持續和解，避免戰爭。2018年台當局陸委會主任陳明通也公開說：“蘇起當初創造這個名詞，其實是好意，因當時政黨輪替，所以創造新名詞給民進黨使用。”創造不失原則的模糊空間，既為留有餘地，也不讓對方感到為難，是解決一些復雜政治問題的策略。香港會談時，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一個中國原則共識，這本身就是一種非強人所難的善意舉措，對爭取對方的配合和最終達成共識具有重要意義。儘管這些模糊空間後來被台灣方面用作“各自表述”，但在當時歷史條件下，這些模糊空間對於達成共識、推進兩岸關係發展發揮了積極作用。我們不能因為這些模糊空間被異化解釋而對其一概加以否定，應將其放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來分析和評價。
第四，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發展進路。儘管兩岸之間存在政治分歧，但雙方均有通過商談來解決事務性問題的需求，於是就想出了兩岸兩會商談這種民間形式。雙方雖然堅持“九二共識”，但在兩岸直接進行政治對話和談判的時機尚不成熟的情勢下，堅持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基本進路，有助於為兩岸啟動官方商談減少疑慮和阻力。具體而言，即：在交流性質上，先堅持民間交流、被授權社會團體交流、再逐步升格為公權力機構交流；在官方交流中，堅持從低層級到高層級的步驟；在議題上，堅持先易後難、先低敏度後高敏度的次序。就兩岸會談而言，具體交流次序是：兩岸民間交往——授權兩岸兩會商談——國台辦和陸委會商談——“習馬會”。這種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思路被實踐證明是務實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在未來發展兩岸關係的過程中，該思路和做法值得進一步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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