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9月21日電／政論家南方朔今天在香港明報撰文說，近代思想及政策研究裏，有所謂“政治正確”這種說法。所謂“政治正確”指的是在某個時刻，由於各種條件配合，加以存在著一個共同憤恨的目標，於是某種認知或主張，就會取得政治態度上的正當性。至於這種“政治正確”是否真的“正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文章指出，由於因緣湊巧而成為“政治正確”的事，在近代已多矣。舉例而言，清末民族，中國積弱而內憂外患不止，於是中國讀書人在國家救贖情緒的驅使下，遂出現“廢漢字”的主張。如果我們今天重新去翻查當時的著作與資料，即可發現這種主張的確是當時的“政治正確”，但現在時代已變，如果還有人講“廢漢字”，一定會遭到嗤笑。“廢漢字”是時代扭曲下的產物，它是“政治正確”但實質上並不正確之事。
近廿多年來，台灣由於處在巨變年代下，這種“政治正確”的事更是罄行難書。例如過去台灣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學，都採聯考制，由於競爭壓力大，考試自然需要苦讀，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那種大學申請入學的制度遂成了許多人的憧憬，這也是台灣教育改革會成為“政治正確”的原因，但台灣教改下來情況卻顯然愈改愈糟。
台灣在1980至90年代，這種“政治正確”的事多不勝數。最獨特的當屬所謂的公共建設BOT了，1970年代起，西方經濟的新自由主義逐漸開始大盛，這組意識形態的核心價值乃是要非法化政府的職能，因此“政府無能”、“政府無效率”、“政府浪費”這種說法遂成了主流；它們在非法化政府職能的同時，當然也將“私人”（其實是公司或財團）的功能美化。在這種“政治正確”的引導下，國公營企業的私有化，公共建設的民間參與等遂成了政策的主流，所謂的 BOT即是其一的一種——它將公共建設的興建（Build），一定時間的營運（Operation），期滿移轉（Transfer）給政府。關於BOT的成功與失敗的例子眾多。
台灣高鐵變成無底洞 虧損負債5000億台幣
文章指出，這種BOT的觀念，在1990年代也盛行於台灣。當時的台灣是國民黨執政，時代氣氛對國民黨政府批判甚多，總認為它是個“黨國資本主義體系”，因此輿論的走向當然也跟著反政府、重財團。讓民間企業參與公共建設的BOT，遂成了當時的“政治正確”，許多財團在那個階段確實獲得了許多發展的機會。
台灣的BOT案裏，規模最大的乃是台灣高速鐵路。就嚴格的道理而言，高速鐵路乃是“國家級”的重大工程，無論工程規模、資金龐大的程度及調度的困難，都不是一般的民營公司所能負荷。但當時由於BOT已成了一種“政治正確”，台灣遂還是決定以BOT方式交給民營。
台灣高鐵乃是最大的BOT案，也是到了今天已被證明為失敗的BOT案。此案當時有兩個財團在爭取，一個是國民黨大掌櫃劉泰英的“中華高鐵團隊”，一個是親民進黨的“台灣高鐵團隊”，嚴格而言，這兩個團隊都不是夠資格的團隊。但最後還是由台灣女強人殷琪的“台灣高鐵團隊”得標。它之所以得標，乃是它對高鐵的營運做了過分樂觀的估計，由於估計樂觀，它在財務上也大膽，宣稱這個工程所需的一切資金皆可自籌，政府不必出任何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