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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中國崛起勢頭越來越強勁，這一態勢根本改觀了美國政治精英對現代國際秩序未來可能走向的判斷。 |
中評社╱題：中美戰略競爭時代現代國際秩序向何處去——一種中國道路競爭力視角 作者：姚選民（長沙）；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北京中宣文化研究院研究員、博士後，復旦大學政治學博士
【摘要】在“文化人格”的潛在支配下，中美兩個世界大國各自進行了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等基本方面內容建設，從國家戰略競爭角度的分析表明，中國在政治建設、社會建設、外交建設方面的客觀效果優於美國，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方面的未來走勢亦好於美國。從“文化人格”理論分析框架的角度來看，在現代國際秩序的中美戰略競爭時代，中國道路具有高度國際政治競爭力，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繼美國之後引領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未來走向的態勢，將愈發明顯。
近年來，中國崛起勢頭越來越強勁，這一態勢根本改觀了美國政治精英對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未來可能走向的判斷，中美戰略競爭被鄭重提上議事日程。一者奧巴馬伊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展開了對中國崛起的戰略扼制；另者特朗普伊始的“美國優先”戰略掀起“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反全球化逆流，展開了對中國崛起的戰術扼制。與此同時，中共十九大報告因其大格局而顯大氣象，新時代中國道路愈益清晰。十九大鄭重提出新的指導思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該思想“從理論和實踐結合上系統回答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包括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總目標、總任務、總體布局、戰略布局和發展方向、發展方式、發展動力、戰略步驟、外部條件、政治保證等基本問題”①。這意味著，作為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兩個大國，中美緣於其發展路向之性質顯著不同，相互間的國家戰略競爭將根本影響現代國際秩序未來走向。
一、拿什麼工具來解讀現代國際秩序走向
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現代國際秩序發展遭遇兩次拐點，它們都可能將西方主導的現代國際秩序引向極為不同的發展路向。第一次拐點是美蘇戰略競爭時期，蘇聯倡導走共產主義道路，若其勝出，則會將現代國際秩序引向社會主義發展路向。第二次拐點是當前中美戰略競爭期，中國推動構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式”國際秩序與美國倡導的“美國優先式”國際秩序極為不同。
緣於世界政治版圖的當前格局即中美戰略競爭這一客觀事實，筆者擬從能引領現代以來國際秩序走向之世界大國的最直觀核心特徵，亦即國家民族之文化人格的角度建構理論分析框架，來審視這些戰略競爭者的興衰沉浮。基於對古今中外歷史的整體反觀，每個國家民族的文化人格決定著其前途命運，對所面對之重要問題進行處理的“技藝”決定著最終成敗。國家民族若能實質凸顯其文化人格之優長且能彌補其文化人格的弱點，因應國內國際環境重要變化，那麼，這些國家民族就會興盛崛起，反之則會出現沒落衰敗。
放眼當今世界政治格局，反觀現代以來世界歷史，今天世界上大國民族的文化人格主要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信念型文化人格，另一種是倫理型文化人格。
1.信念型文化人格。信念型文化人格源生於特定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如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歷史文化傳統等。在特定宗教歷史文化傳統中，置於其間的人民共享著特定的理想人格，該理想人格一般是他們所信仰的神，如上帝、真主、羅摩等。以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為例，不論日常生活，還是政治活動中，人們以上帝的“旨意”即《聖經》教義行事，一切言行以上帝的言行為標準。這種有著悠久歷史、覆蓋廣大人群的生活方式擁有獨立的文化再生產能力，人們會不自覺地儘可能去模仿“上帝”這種理想人格。具有其他宗教（如伊斯蘭教、印度教等）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其社會成員的言行方式亦遵循著跟基督宗教相類似的信仰文化邏輯。
緣於人類文明自然演進，特別是西方文明的全球擴展，世界主要宗教如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為適應時代變遷，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因應性變化，但處於特定宗教歷史文化傳統中的國家民族仍秉承著其特定的教義思維。以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為例，受宗教改革運動即宗教“復古”運動之深刻影響，現時代基督宗教世界中人們在形式上不像其先輩對上帝那般“虔誠”，但在現實生活中緣於歷史文化連續性之無形影響依然會無意識受“上帝”這一理想人格引導。上帝所喜好的，他們天然喜好；上帝說不信耶和華信“偶像”、屢勸不改的是“敵人”，他們就會積極消滅他們，“滅他們的國”。
受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思維的影響，在國家民族內部，人們容易成群接受信念的傳播，容易產生不同群體間的大規模衝突對立情緒，容易產生“敵人”或“階級”群體。在國際社會層面，具有該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如具有新教歷史文化傳統的美國）在對待異質性文明類型的國家民族（如伊斯蘭教歷史文化傳統國家）時，就總想引導、改造他們，讓他們變得跟自己一致。處於其他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如伊斯蘭教、印度教等）中的國家民族，亦受類似於西方宗教改革運動之“世俗化”運動影響，但在行事方式上跟具有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的國家民族一樣，遵循著各自相類似的文化人格邏輯。
基督宗教、伊斯蘭教、印度教等宗教歷史文化傳統都擁有各自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但這並不意味著遵循特定文化人格的國家民族完全一樣。不僅如此，甚至同一宗教歷史文化傳統內部不同主要流派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亦存在不小的氣質差異。以基督宗教歷史文化傳統為例，天主教、新教和東正教流派之國家民族雖都擁有基督宗教意義上的信念型文化人格，但她們間的信念型文化人格在內涵上仍存在不小差異，其原因在於他們對上帝言行的理解不同、取悅上帝的方式亦存在較大差異等。
天主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緣於其所生成的社會發展程度較高、信仰上帝之宗教“守舊”力量與宗教“復古”（改革）力量之間較為平衡等因素，擁有該種文化人格之國家民族（如法國、德國等）對上帝之虔誠信仰的“滑坡”得到一定程度矯正。受這種“復古”以後之現代宗教文化影響，在國內層面仍具有相當程度之奠基於宗教文化的社會凝聚力，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袛具有一定程度的對外干涉偏好。新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緣於其所生成之社會發展程度高、信仰上帝的宗教“復古”（改革）力量占居優勢地位等因素，擁有該種文化人格之國家民族（如英國、美國等）對上帝之虔誠信仰的“滑坡”得到較大程度矯正，且內在迸發出虔誠信仰之活力。受這種“復古”以後之現代宗教文化影響，在國內層面具有相當程度之奠基於宗教文化的社會凝聚力，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具有較強的對外干涉擴張偏好。東正教歷史文化傳統信念型文化人格，緣於其所生成之社會發展程度相對滯後、信仰上帝的宗教“守舊”力量占居優勢地位等因素，擁有該種文化人格的國家民族（如十月革命以前的俄羅斯等）對上帝之虔誠信仰的“滑坡”得到較小程度矯治，受這種“復古”以後之現代宗教文化影響，在國內層面具有較低程度之奠基於宗教文化的社會凝聚力，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具有奠基於宗教文化的對外干涉擴張偏好，但常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2.倫理型文化人格。倫理型文化人格形成於倫理政治文化環境，主要存在於中華文化圈中國家民族，如中國、日本等。在倫理政治文化環境中，宗教文化始終不占社會主導地位，不是置於其間之國家民族中主體人群的思維和思想方式。倫理政治文化環境，一者，形成於自然的社會生活。在中華大地上，人類的自然繁衍形成家庭、家族或氏族，家族或氏族之間的鬥爭形成部落，部落之間的鬥爭形成政權或國家。另一方面，為規範這種社會政治生活，中華大地上的政治生活經驗被統治階層特別是知識人群體有意識理論化了，其中如形成了影響深遠的儒家學說，這種學說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持續規訓華夏兒女幾千年。主要在這兩方面情況交互作用下，生成了中華文化傳統倫理型文化人格。
從生成歷史看，倫理型文化人格最看重“家”的價值。其中“家”主要有兩重含義，第一重為主導性含義，是指“家庭”“家族”，第二重為輔助性含義，是指“國家”。這種社會價值結構蘊含著兩層文化傳統思維方式。
就前者言，“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人生實存於各種關係之上，而家人父子乃其天然基本關係”②，“家庭”“家族”具有第一位價值。同時緣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小農經濟社會生活方式所生發的同理心，伊始形成了“家-國”“家-天下”的倫理政治觀，對化外之“民”“國”，亦以此種視角觀之，如華夷體系、天下體系等。在能够捍衛自己家庭或家族基本利益的情況下，人們亦有道德義務去捍衛其所置於其間之國家民族的利益，而國家民族亦有道德義務去捍衛其所置於其間之人類共同體的共同利益。
就後者言，緣於幾千年的政治生活實踐，特別是近代中國被強行納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形成以來之現代國際秩序這一“刻骨銘心”受挫經歷，中國民族亦自覺，即便“家庭”“家族”具有第一位價值，但無國家之有效捍衛，這種第一位價值也是空的，“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此後在社會上逐漸形成了明確強調“國”居於“家”之上的“國家”倫理政治觀，對其所處的大環境或國際環境亦生成了“大格局”意識，如天下意識、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等。不論做不做得到，在整個社會層面上，中華文化傳統還是會積極倡導“國”之價值不能遜於“家庭”“家族”價值的“國家”觀念；在國際社會層面上，則是努力倡導人類共同價值不能遜於國家民族價值的共同體觀念。
不論是居主導地位的“家-國”倫理政治觀，還是處輔助地位的“國家”倫理政治觀，中華文化傳統倫理型文化人格習慣看重現實切身利益，不太看重虛無飄渺的利益，特別是在自己力量有限的情況下。在國內層面，社會成員善於向內發力，卻不擅長團結合作。在國際社會層面，習慣專注個體利益或自己“本分”，國家民族顯得“不够團結”，不僅沒有對外擴張意念，而且習慣於“和合”狀態及提防其他國家民族的侵犯。在能有力捍衛自己正當利益的前提下，也樂於力所能及兼顧其他國家民族正當利益，以及其所置於其間之國際社會的人類共同利益。而當受到集體威脅、個體或家庭核心利益面臨“滅頂之災”時，人們不拒絕接受更多責任，想方設法擺脫“集體困境”，迸發出那些擁有信念型文化人格之國家民族難以想象的強大國家民族向心力。
二、解讀現代國際秩序走向工具的有效性
基督宗教政治版圖上主要流派政治版圖之政治秩序間的國際政治競爭，特別是“美蘇爭霸”國家戰略競爭事件，是檢視文化人格理論分析框架科學性之絕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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