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香港在科技研究方面，培植科技巨人生長的土壤並不肥沃，特別是嚴重缺乏前沿科學的 “生存土壤”。只有將優秀的人才放置於合適的科研環境之中，智慧之苗才有可能生長成科技領域的參天大樹。
第一是香港是一個浮躁的商業社會，很多人對科研的重視，目光僅僅停留在那些可能快速賺取回報的短期項目上，目標也基本固定於科研項目的商業利益上。自香港提出發展科技產業以來，多數商界人士只是用科技的概念迅速增加財富，並不願意花費大量的金錢和時間，投入到可能成也可能敗的長期研究之中。據報導，前科大校長朱經武曾就此批評港人的急功近利心態：“不應太心急，只望投資第二日便有回報。”並指出投資高科技應有耐性，更要給予充分的彈性，減少不必要干擾，這樣才可使政府、學校及社會三方共贏，“高科技屬長遠投資，不應著眼即時回報。”
第二是香港作為一個小型經濟體，對科研成果的轉化能力不強。香港的經濟支柱是金融業、航運業、轉口貿易，長期以來既沒有軍工體系對科研成果的需求，民用工業體系也不成型，這就導致科研成果能夠實現轉化的區域非常狹窄。據報導，科大署理副校長袁銘輝曾表示：科大目前有五百項科研成果專利，當中二成五使用權已推出市場，但其中只有三成供本港企業或商家使用，其餘皆流往海外，“科大每年申請近百個專利，但有四十至五十個專利使用權轉往海外，主要是無線通訊等技術。”
第三是香港學者較難擺脫商業氛圍的壓力。一些優秀學者可能也有高錕當年開發光纖傳輸的天才想法，他們無法承受“癡人說夢”可能帶來的生活無著的代價。為了生存，他們不得不放棄“夢想”，而以短期研究成果包括保證發表的論文數量，來滿足佔據教職的條件。
第四是政府對科學研究的重視程度不足。據報導，2007年本港投入科研發展的資金在GDP中所佔的比例只有0.75%，遠低於台灣的2.58%、新加坡的2.39%。
其實，香港社會對於科學研究與科技發明的認識，不僅普通市民有嚴重不足之虞，甚至連受過高深教育的學者都存在誤區。十年前筆者參加一個座談會，席間一位在本港主要大學任職副教授的博士說：“既然香港不願意太多內地人來香港，而香港又需要科技成果，香港政府可以安排內地的科技家每年來港兩個月，發明完了就回去。”他的“高論”當時令筆者目瞪口呆。其中不僅反映出大香港心態，更表現出對科研的長期性、艱難度嚴重缺乏認識，帶有明顯的功利心態和短視特徵。一個經濟學博士抱持這樣的觀點，也是香港社會對於科學研究的態度濃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