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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夢想到獲獎，高錕走過了四十年，香港社會對科學研究要有足夠的耐心。 |
相對而言，中國內地在基礎理論研究方面比較完備，經過六十年的努力發展，已經建立一個相當完整的科學研究體系，且已經通過航天技術、軍事裝備等方面已經展示出不俗的綜合科研實力。更重要的是，中國內地向來比較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現在亦非常重視科技成果的市場轉化。如果說在新中國百廢待興的年代，中國科技界將更多的力量投放於解決實際需求，對前瞻性科技研究投入不足的話，在百業正舉的今天，由於綜合國力不斷加強、科研體系大大完善，中國對諸多門類的科學研究都有較大規模的投入，出現相關突破，應該說只是時間問題。這種巨大的變化，相信也是楊振寧教授確信“在二十年內，中國本土包括香港、澳門一定會有諾貝爾獎級的科技成果出現”的根本原因。
對香港的科學家來說，如果強化與內地科技界的合作，爭取更多的國家科研項目的承擔，就一方面可以從事耗時相對長久的前瞻性研究，將原本一些“癡人說夢”的科技靈感轉化為現實；另一方面，則可以為香港科技界的成果轉化尋找到更為寬廣肥沃的土地。香港與內地科技界相互取長補短,相信會加快“再造高錕”的進程。
高錕校長獲得諾貝爾物理學大獎，對香港社會特別是科技界的鼓舞是毋庸置疑的。香港小學生可能會由崇拜而萌生遠大的抱負、培植崇高的理想，香港科學家可能會由敬佩而提升研究的難度、激勵攻關的鬥志。但是筆者認為，香港若真的想擁有諾貝爾級的科研成果，培養出類拔萃的大科學家，就必須克服急功近利的習性，給科學家創造良好的科研環境。科學家們只有擺脫了“生存的近憂”，才能實踐“夢想的遠慮”。在香港與內地全面融合的今天，身處香港的科學家們如果能夠將自己融入國家發展的大潮之中，分擔更多的國家科研項目，或許“再造高錕”這個夢想，並不十分遙遠。
需要提出的是，高錕校長從提出光線傳輸的設想到今天獲得諾貝爾獎，其間經歷了四十年，且高錕校長從未追求用“光纖通訊’發明者的身份致富。這種耐心、這種毅力、這種胸懷，在香港社會能有更多的人願意參與實踐嗎？
或者尋求科研夢想能夠生根發言的合適土壤，才是香港科學家與內地加強合作最大需要。科學研究往往是從無數次失敗中尋求成功，香港這個商業城市的社會文化似乎很難容忍長期難以實現效益的科學研究。但是中國內地在這個方面，明顯具有優勢。陳景潤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事跡在中國內地激勵了很多年輕人的科學夢想與獻身精神，筆者曾經向同樣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著稱的著名數論大家潘承洞的一個博士弟子請教，這個著名猜想如果最終獲得證明，會產生甚麼重大影響？他當時的回答令筆者頗為吃驚：即便最終證明了一加一，也不敢說一定有甚麼現實意義----可能是妙用無窮，也可能是毫無用處。
但是，這種對可能與不可能、正確與謬誤的不斷探索與求證，就是科學家們逐步將諸多夢想轉為現實的必要過程。每一個在新領域求索的科學家都是走在一條漫長的、甚至望不到盡頭的理想之路上，問題是，香港社會能營造承托這種望不到盡頭的理想之路的堅實地基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