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哥本哈格全球氣候大會美國、丹麥和英國私下草擬“丹麥提案”，到近期美國採取多種手法強迫人民幣升值，人們可以看到，金融海嘯之後的美國精英，似乎已經無法從容地面對問題特別是挑戰，總是想用一廂情願甚至簡單粗暴的方式逼迫別人就範。即便是明知中國不可能重蹈當年美國通過《廣場協議》逼迫日圓升值、造成日本經濟持續20年低迷的覆轍，還是“堅持不懈”的通過貿易摩擦、接見達賴甚至對台軍售等伎倆，力圖與中國進行“交換”；一個所謂的研究機構近期更是赤裸裸地表示，他們認為人民幣至少應該升值百分之四十。換句話說，這些“精英”認為中國經濟根本就應該按照美國的安排去“重蹈日本覆轍”。從半年以來美國高層的言行來看，這種簡單粗暴已經到了不加掩飾的地步。
從巨型機構投資的角度看，投資目標有輕有重，投資方式有急有緩，並根據情況的變化適時調整。一項原本作為長久圖謀的戰略性投資，會因為投資機構自身實力意外大幅下降，而預設戰略目標生死難蔔，祗能考慮將有限的資源轉用於解決迫在眉睫的危機。但是作為該項戰略性投資的執行者或者說受益人，在巨型機構投資對遠期戰略投資項目失去耐心且有意停止支持後，遭遇的卻是“滅頂之災”；而挽救自己拉住巨型機構投資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提前實現部分預設戰略目標，讓其更珍惜已經取得的進展。正是出於必須儘快給巨型投資機構拿出一個比較滿意的結果以挽留強援的目的，執行者或者說受益人迫於無奈會冒險以“幼稚的蠻橫”手段，衝撞投資所在地的法律乃至政府，甚至以“自殘”進行“最後要挾”。
以此反觀“谷歌事件”，美國對華政策的“簡單粗暴”為其提供了可能解釋的依據。因為據相關報導，在三月中旬左右，“網路”戲劇性地獲得諾貝爾委員會的青睞，正式被提名為二○一○年諾貝爾和平獎的候選人，以表彰網路在“幫助促進對話、辯論和建立共識”上扮演積極的角色，對世界和平與民主發展有著重要貢獻。”同期，美國國務院“二○○九年度各國人權報告”中，也指出中國各級政府雇用網管人員進行網路管制，封鎖網站，對於網路信息內容予以限制和刪除，強化網路輿論引導作用，並要求包括谷歌在內的網路服務商進行自我審查。“無疆界記者組織”（RWB）在二○一○年最新的年度報告中直接點名了中國與伊朗等國家限制網路自由，是“網際網路公敵”。這其實與谷歌今天的異常舉動似乎有某種內在的關聯。
就長遠戰略圖謀而言，美國當然希望可以透過不受監管的言論在中國強推美國的觀念與意圖，但是這個戰略目標長期沒有達成，短期內也看不到達成的希望，甚至可以說在中國綜合國力日益強盛的大趨勢下，這個“長遠戰略目標”永遠難以達成；既然如此，在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耗費大量金錢，金融海嘯給美國經濟帶來重創的現實困境下，不如將一個對美國國家戰略而言已經變成“雞肋”的技術手段轉化使用，設如將谷歌的在華經營改為一張聲勢浩大的“造勢牌”。果真如此，在這場博弈之中，谷歌這樣的商業機構祗能扮演棋局中的一個棋子。
對谷歌而言，設若要想繼續留住“美國政要的強力支持”，可能就必須提前實現“內容不受監管”的“部分戰略目標”；當這個無理要求不可能通過正常的商業渠道“提前實現”的時候，就寄望通過美國政要的高調介入來“要挾”中國，冒險衝撞中國法律。而在爭取、要挾都無法“提前實現部分戰略目標”之後，或許為了某種承諾給過往有一個“交待”，“部分退出”中國內地市場也就成了自我解嘲的無奈選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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