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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奇帆接受鳳凰衛視《問答神州》欄目組專訪，解析近年重慶經濟發展重要節點事件。 |
中評社北京7月12日電／重慶日報報道，7月3日，鳳凰衛視播出了《問答神州》欄目組對市長黃奇帆就公租房建設的專訪。11日，鳳凰衛視再次播出該欄目對黃奇帆的專訪，在訪談中，黃奇帆回顧、解讀了近年來我市部分經濟發展重要節點事件。本報今日刊登訪談內容，以饗讀者。
吳小莉（以下稱主持人）：在很多人看來，黃奇帆是典型的技術派官員，他懂經濟，諳熟金融工作，對經濟數據的超強記憶力尤其令人嘆服，被人稱作是“有著一個電子頭腦”。
在上海工作期間，他成功操刀的一系列上海本地股重組案例，曾經一度在中國經濟界聲名遠播。而2001年10月，一紙調令讓他帶著滿身的上海經驗空降重慶，並從此開始了將海派理念嫁接到內陸水土的嘗試。
畫外音 在黃奇帆初到重慶時，這個已經直轄四年的老工業基地卻處於財政破產的邊緣。
主持人：您剛到重慶來的時候，其實重慶的債務是很高的，當時您有耳聞嗎？
黃奇帆：我到重慶來的第一天，在機場碰上了當時的財政部長項懷誠。他跟我說，祝賀你到重慶去。接著說，重慶財政是個破產財政，你可要當心。我說你是財政部長“大人”，你以後要對重慶多幫忙。的確那時候重慶財政一年收入只有100多億元，但是政府的負債有400多億元，四年不吃不喝才能還上這筆債。
畫外音 然而困境之下，直轄初期的重慶卻亟待建設。因為多山，交通一直是這裡的發展瓶頸。直轄前，開車從重慶主城到最北端的城口縣要走3天時間。2001年，重慶市委、市政府提出的“8小時重慶”工程正式動工。目標是到2003年底，從主城區出發，8小時內能夠抵達任何一個區縣。
黃奇帆：在沿海如果想修一條高速公路，政府不用掏錢，可能有10個公司來競爭，甚至有人行賄，搞灰色交易來獲取項目。但是在西部，招10個老板來搞高速公路，可能1個都招不到。我們當時想修2000公里高速路，那就要上千億元的投資，在那時落後的情況下你要靠市場的力量，讓民營企業、外資企業來修路修橋，搞基礎設施，是沒有人肯來投資的。那麼城市要變化，要發展，就憋到一個死胡同去了。
畫外音 2002年，黃奇帆借鑒上海經驗，開始牽頭將分散的政府資源整合，組建了為政府提供融資平台的“八大投資集團”。
主持人：您在上海的經驗，對於在這裡重組這些金融機構，或者是這種國有資產，是不是有很大的幫助？
黃奇帆：是的，因為我們當時想修2000公里高速路，所以成立了一個高速公路投資發展公司。然後還要修幾千公里高等級路，也需要幾百億元，就成立了一個高等級公路的投資公司。類似這樣的情況，我們成立的“八大投”就涉及八大領域。實際上搞了這個平台以後，把政府導向的投資項目，用企業的平台進行融資。通過這種融資，時間換空間，基礎設施就搞上去了。基礎設施搞上去以後，路修好了，運行了幾年，投資者看到高速公路的效益還可以，又會來收購，最後的結果跟沿海招商引資是一樣，只是我們先要起個頭。
畫外音 然而，窘迫的財政狀況的背後，深陷困境的金融機構同樣讓黃奇帆深感棘手。2004年，中國銀監會曾經對重慶銀行亮出黃牌警告，（中國）人民銀行行長也曾經向黃奇帆表示，如不能重組，這家銀行將有倒閉的危機。
黃奇帆說，當時除重慶銀行之外，西南證券、重慶投資信托、三峽銀行以及重慶農村商業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的不良資產率全部都超過了50%。
黃奇帆：在2003年的時候，我們注意到中國工商銀行第一次年利潤有了600億元，我當時就想到，這600億利潤應該來衝工商銀行的很多壞賬，與其全國幾百個城市都去衝壞賬，跟那些壞賬企業打破產官司，不如相對集中到重慶，把重慶或者幾個城市的壞賬先衝掉。所以我就跟他們討論，如果來重慶衝壞賬的話，可以給20%的回報。
畫外音 在與工商銀行初步達成共識之後，重慶市政府將這份重組方案上報給了國務院，很快獲得了批准。此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主持人：我聽當時的國資委主任回憶，2004年的一天您突然給他打了個電話，說您“三天內籌集十億元”。
黃奇帆：實際上是這麼個過程，工商銀行哪怕同意我們的方案，但它要跟1000多個企業一個一個地簽協議，這活幹一年都幹不完。我們採用了個辦法，就是成立渝富公司，利用這個平台專門處理1000多個企業的債務，幫助做債務重組，由渝富公司先拿30億元交給工商銀行，工商銀行就把157億元債權放棄。渝富公司回頭再跟重慶的1000多個企業，一筆一筆去了賬。再有半年時間，找1000多個企業收回了30多億元，這1000多個企業的100多億債務也就徹底解決在這個過程中，渝富公司就是個債務重組的平台。中央批准了，我們3天裡要把渝富公司建起來，要有10億元的注册資本，3天要辦成這件事，當時市政府副秘書長接受了這個任務，也很漂亮地完成了任務。
畫外音 2010年2月22日，重慶農村商業銀行在香港上市的方案最終出爐。而4月份，重慶銀行的行長也表示：證監會已經正式受理了他們的上市申請。黃奇帆說，如今，政府當初為金融機構重組所投入的40多億人民幣的資金，市值已經增長了10倍之多。
黃奇帆：現在價值漲了十倍，我們好像也發財了，但這種發財不是為了與民爭食，在人家困難的時候趁火打劫。我們是在困難的時候義不容辭，挺身而出，去救災救難。有時候說重慶這些企業搞得很好是政府強勢，我覺得是政府掌握了國際慣例，掌握了市場原則，掌握了國家政策，掌握了實際情況，是合情合理，調度操作的一個結果。
畫外音 70多年前，戰火硝煙中的“陪都”重慶，曾經是所有中國人團結一心，對抗外敵的大後方。而如今，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也就是ECFA的簽署又最終花落這裡，似乎格外具有不同尋常的意義。
有評論就認為，ECFA簽署之後，重慶不僅能夠依托“陪都文化”的積澱，成為兩岸間的重要交流平台，更將在中西部的新一輪外資爭奪戰中搶得先機。而其實早在2008年，重慶便已經聞風先動，在全球電子加工業從東南沿海轉往內陸的進程當中，獲益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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