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11日電／領導們經常喜歡說一句話，叫做“守土有責”。也就是要求大家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像保衛國土一樣神聖，一樣責任重大、不容有失。這樣來提升責任感，當然沒錯。不過糟糕在於，從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角度來看，真實意義上的大片國土，其實已經“淪陷”了。“守土”二字，現在變得令人尷尬、沉重和酸楚。
南都週刊報道，這裡說的“淪陷”不是說外敵入侵攻城略地，而是說土壤污染。農藥、工業污水和生活污水、重金屬、垃圾，甚至放射性材料等等，經年累月在地表和地下堆積滲透，發生各種物理與化學變化。這一切像鬼子悄悄進村，“打槍的不要”。結果是家園被破壞，帶來各種風險，例如食品和水被污染，癌症發病率上升。這樣的情形表明，國家安全的概念內涵已經發生重大改變。遙遠的釣魚島歸誰，是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與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幾乎沒有直接關係。而土壤污染卻令人驚覺，如果土地和環境不可遏止地被毀壞，那我們的生活和健康都已經不安全。
按照馬斯洛的需求層次模型，溫飽問題解決後，人們需要安全。這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動力，大家迫切想知道，哪裡是“淪陷區”？哪裡才安全？
北京律師董正偉向環保部申請公開全國土壤污染數據信息，等於在問這個問題。然而環保部的答覆卻是不予公開，理由是這個信息屬於“國家秘密”。此言一出，輿論大嘩，都覺得這太不合常理，太荒謬了。這豈不等於說，在與環境污染的戰爭中，哪裡是“淪陷區”，環保部知道，但不告訴你。本來，避開危險，尋求安全，是人的一項本能。而德國當代社會學家烏爾裡希.貝克說過一個激進的觀點：在複雜社會中，由於信息壟斷和知識壟斷，公民無法對自身處境之危險與否做出判斷，其判斷的能力和權利被剝奪了。環保部的回答，證明貝克是對的。
平心而論，以“國家秘密”的說辭做擋箭牌，不是因為環保部官員比其他官員更加官僚，或者更沒有良心。之所以不願意公開污染數據，無非還是擔心引發公眾恐慌和社會動亂。然而歷史經驗證明，隱瞞信息才會給公眾帶來更大的風險。
2003年的“非典危機”中，當時的衛生部長在疫情與死亡人數上公開說假話，還拍胸脯承諾安全。這樣做的動機是避免社會恐慌，實際結果卻是導致更多的人在無知中被感染，疫情擴散，死亡更多。前車之鑒，今天在土壤污染問題上，環保部並不打算說假話，污染是不能否認的。但是把污染數據當做國家秘密，表明環保部也不打算說真話。十年之間，政府在信息公開問題上“看起來”有進步，實際的進步大概只有一厘米。
環保部本來是推動環境信息公開的旗艦，也做過大量的積極努力，為什麼現在變得保守起來了呢？一個推測是，土壤污染以及其他污染的情況已經太嚴重，各種連鎖後果難以估計，自己都被嚇住了。如果真是這樣，那就證明了，沒有信息公開，沒有公眾知情權，沒有全社會的關注和監督，污染將不可控制，只會愈演愈烈。所謂避免社會恐慌，就變成了擊鼓傳花的時間遊戲。每個人都知道，“那個後果”必定出現，但每個人的策略都是往下傳遞。
現在的情況是，面對土壤污染造成的“國土淪陷”，政府部門既不說假話，也不說真話，大家都玩擊鼓傳花。這樣一個困局，究竟有沒有可能打破、怎樣才能打破呢？
應當承認非常困難，積重難返。但是，至少有兩個方面，我們應該努力。第一，盡快公開土壤污染數據。環保部和國土部於2006年開始組織了全國範圍的土壤污染調查，調查已經結束。由於事關人民的切身利益，這個調查數據應該對公眾公開。如果說，為了保證結論的科學嚴謹，還需要時間對數據做更多的研究分析，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應該公開進程信息，讓大家知道整個時間表和路線圖。
第二，堅決阻止土壤污染狀況的進一步擴大與惡化。這不妨借鑒香港對奶粉問題的處理經驗：一切措施，優先尊重媽媽的利益和感受。在涉及土壤污染的問題上，存在著“最脆弱群體”，最容易受損害。必須優先尊重他們的利益和感受，才有可能阻止進一步污染，並贏回時間，處理已有的污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