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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郁琦（中評社資料圖） |
中評社香港9月25日電／新華澳報今日刊文稱，著名評論家南方朔（王杏慶）近日發文表示，馬英九的管治能力只是鄉鎮長的水平。儘管此語因為摻雜了個人恩怨因素而顯得誇張了一些，但要說馬英九的管治能力領導藝術有較大的改善空間，卻是不爭的事實。就以“鍘王”事件來看，本來是一樁維護司法獨立、改革“國會”並提升其議事效率和品質、遏制違法“關說”的正當行為，卻因手法粗躁、忽略程序正義而將之搞砸了。
而最近的又一宗“好棋搞砸”失誤，則是有關“陸委會”主委王郁琦，首度加入作為馬英九的代表蕭萬長的顧問團，列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有可能會在習近平與蕭萬長的會晤中，實現與大陸國台辦主任張志軍的會晤，卻因在發布新聞時疏忽大意，未有顧及到北京排斥“兩岸事務外交化”的顧忌心理，而首先由“外交部”發布此消息，因而有可能會因北京“投鼠忌器”，擔心“張王會”會被台北演繹為“外交事務”，而告搞砸。為了避免這個極為難得的機會因為無意的技術失誤而致流失，看來台北方面還須進行必要的補救工作。
應當說，台北首度派出“陸委會”主委，作為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領袖代表的顧問團成員，本來是馬政府的一著重大改革，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在戰略層面上，可以摸索及推廣以澳門特首崔世安會見王郁琦時“互稱官銜”的模式，在王郁琦與張志軍會面時，試探也以“官銜”稱呼，倘獲得成功，就可成為兩岸高層官員相見時的定式，並可為在明年上海“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實現“習馬會”打好基礎。
實際上，從馬英九個人的角度看，儘管2005年當時的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訪問大陸，與當時的中共總書記胡錦濤達成《兩岸和平發展共同願景》，並將之納入國民黨《黨綱》，成為促成三年國民黨重新掌握執政權的重要因素，而為表彰連戰的這個重大貢獻，並繼續透過“胡連會”而維繫國共兩黨及兩岸領導人的關係，讓連戰作為馬英九的代表，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從而在客觀上形成“中間代理人”的模式；但馬英九卻又不滿連戰以此為政治資本，老是要對他的兩岸政策下指導棋，並在與中共領導人的會晤中，講了一些“超過”馬政府目前兩岸政策底線的“過頭話”。因此，趁著大陸領導人已經換屆，由習近平取替胡錦濤，馬英九也趁勢更換代表他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換上更為熟悉自己政策底線，更能執行自己意志，而且也是經濟專才，更為吻合“經濟體領袖”定位的蕭萬長。而與此同時，將自己最信得過的親信王郁琦塞進顧問團，既是就近在現場發揮參贊作用，也是作為自己的“監軍”，並伺機與張志軍會面，轉達口信並探討在明年上海“APEC”峰會實現“習馬會”的可能性。
毋庸置疑，這步棋是走的相當高明的。其實兩岸關係發展到今日，尤其是剛就任的習近平面對國內外的複雜形勢，也希望能儘早以適當的名義和地點實現“習馬會”，以作立威，因而先行實現“張王會”，也就很有必要。這從先前王郁琦曾說，如果稱謂問題未解決，“相見不如不見”；但張志軍卻對此回應說：“不見不如相見，晚見不如早見”中，可見張志軍對此已是有了腹稿。說不好早前王郁琦與崔世安的會面，互相稱呼官銜，就是一直以來極為堅持不承認台方“官方稱謂”的北京，籍此進行“放風”。而張志軍的“不見不如相見，晚見不如早見”，是以回應王郁琦“解決稱謂問題”而說的，也佐證了這個“澳門模式”的豐富內涵。
因此，王郁琦在“習蕭會”的場合與張志軍會面，已是水到渠成。何況，由於是集體會見，而不是單對單會面，並沒有時間講究什麼“稱謂”問題了，也為兩人的第一次會面，減去那些不必要的麻煩，並可避免島內各種嘈雜聲音。而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及以後M次，也就“習慣成自然”了。不但可為“習馬會”探路，也可改變過往“代理人”的模式，改為直接控制。這確是一部好棋，但由於在發佈此消息時的疏忽大意，而有可能會引起北京對台北“兩岸事務我外交化”的誤會及警覺，而被搞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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