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早在克里對伊朗採取綏靖態度、並因此進一步疏遠以色列和溫和的阿拉伯國家之前，巴以和談就儼然成為一個災難。美國如果對伊朗更強勢，以色列或許會同意對巴勒斯坦讓步更多。不過在公開表示將更“偏袒”伊朗之前，克里已經表示他提出的巴以和談之所以不成功，怪罪的應該是巴以兩國自己。考慮到巴勒斯坦方面內部矛盾，以及巴方明顯不願意接受現有的建國條款，即使巴以雙方被美國強行推上談判桌，這樣的商談註定會失敗，但克里拒絕接受他的提議根本毫無成功可能的事實，所以選擇將所有罪責推給以色列。
這裡存在兩層問題。
首先，克里對自己的外交技巧自視甚高。他一上任便不顧一切地走上一條“新路”，而這條路在智者眼中看來就是重複過去錯誤的彎路。比克里更老道、更嫺熟的外交官在比當前中東局勢糟糕很多倍的情況下才失手。但克里太自大了，他似乎被自己的和談提議未被接受而深深打擊到，並因為勃然大怒甚至公然威脅以色列。
此外，克里對達成協議的熱情，更為身為外交官的他增多一個致命缺點。伊朗對此心知肚明，所以他們知道自己能夠在不讓毫釐的情況下，仍有可能讓西方接受其鈾濃縮的“權利”。
所有這一切已經夠糟糕了，但克里在日內瓦核談判會議之後對自己所作所為的解釋，讓已經在中東各地樹敵不少的克里看上去更加愚蠢。數月之前，美國關閉駐敘利亞大使館並撤走該管所有美方工作人員，此外美國在埃及的影響力江河日下，所有這些讓克里的這任國務卿成為近代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國務卿。
鑒於克里的這些行為，華府應該重新考慮是否應該給他開展各項外交計劃的自由。雖然他的前任希拉里•克林頓在“霧谷（Foggy Bottom，意指美國務院）”的成就寥寥，但與克里相比，希拉里簡直是外交巨鱷。現在的問題在於，美國總統奧巴馬是否會在克里言行對美外交及內務造成巨大影響之前，對克里加以制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