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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評論通訊社副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王平(中評社 李仕奇攝) |
要讓年輕人在現實中有追求理想的希望
甘文鋒：我想這是不難的，年輕人只要出來工作之後，就要面對現實問題。現在口中只有理想的人基本都是學生，不知道社會是怎麼運作的，現實是怎麼？很多人在大學不會談現實問題，這個年齡不談理想談什麼？父母提供資金，教授談論學術，但是當他們出來工作一段時間以後，就會慢慢找到一個平衡點，自己就會調整，學會面對現實。有些可能覺得還是理想更重要一些，有的可能向現實妥協多一些？我覺得香港社會的一個好處就是，一定不會餓死，有很大的自由度，去讓你自己尋找現實與理想平衡的一個點，所以我對這個問題不是有很大擔憂。
張國鈞：我想最起碼要讓他們在現實中有追求理想的希望。過去我們特區政府在做一些年輕人的政策時候點出過問題，但是提不出有用的解決方案。比如過去幾年香港政府提出，我們很關心香港房屋的問題，我們做房屋政策，但是最後出來的辦法就是建兩幢出租給年輕人若干年的宿舍。香港年輕人的房屋不是香港運輸及房屋局負責，而是民政事務局，為什麼？因為政府認為這是青年發展政策，不是房屋政策。其實年輕人追求的不是這樣，也不能鼓勵他們這樣追求，不能說要他們在家里有地方還要出去住。要讓他們看到，如果努力工作將來會有回報。我覺得我們特區政府沒有這方面的政策，這關係到我們特區政府行政機構里的人膽量不大，很多時候他們不敢去做一些事情，就像剛才你們所說的，人才政策不配合。我曾經幫加拿大的保險公司在印度招一個年輕的專才過來香港，我幫他申請，做一年期的也不成，最後香港政府說他從印度過來有什麼特別技能？我說他就是開拓印度市場。結果港府回答說，香港也有印度人啊。
耿春亞：十年來，內地政府服務提升了很多，公務員的能力和態度有了很大提升。以海關為例，我十幾年前過大陸海關，覺得大陸的環境和服務真是不怎麼樣，香港海關的水平和態度真的很好。但現在，我因為常帶著一家老小過關，過人工通道，很感慨，現在大陸的海關態度很好，甚至讓人感動。而香港，卻變差了，沒有了十年前的友善和人性化。這種變化什麼原因造成的，我不敢妄下結論。但確實值得香港社會自己反思。
何建宗：他們覺得自己壓力很大，香港回歸後維持公務員原來的體制和條件，造成了現在的局面。要改變香港年輕人的房屋、人才入境、創業的問題，也要特區政府改變政策，就算管治團隊有新的思維，還要推動公務員把事情做好。這也是香港比較困難和麻煩的事情。
方舟：吸引人才的專才計劃這幾年明顯收緊，一些金融公司、科技公司從外國招非香港的畢業生也會被拒絕。其實青年政策不能就青年談青年，不能說他們缺什麼就給什麼。工作、向上流動性的問題都是社會環境決定的。改變又涉及到政府能力的問題，從更頂層的層面看，還要檢討回歸前後的差異。比如基本法是80年代中期寫的，基於的是當時的環境，當時承諾了很多不變，希望穩住社會局面。而實際上經濟、政治局面都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少具體的制度安排跟不上環境的變化。
吳欣誼：香港青年如何面對理想和現實，重點在於年輕人多方面的期望管理。香港年輕人的態度要開放，現在這裡的制度讓青年人有固定的價值觀，認為只有一路念大學、買樓、結婚才是對的。但如果去上海、北京走一趟，就發現人生有很多可能性。而香港這麼多年來來去去就是買不買得到房子這麼幾件事，總有框框在固化人的思想，人們只會比較內向地看社會。他們就會覺得，美國人是怎樣、內地人是怎樣，思想很簡單；一說發展，他們就是反對發展、支持環保，沒有更廣的光譜。我們需要整體的解決方法，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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