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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學者楊奎松。南都圖片 |
辛亥革命是20世紀中國爆發的第一場革命。辛亥革命為什麼發生？在何種意義上是成功的，在什麼意義上歸於失敗？上週六上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華東師範大學特聘教授楊奎松做客嶺南大講壇，在廣東省科技圖書館學術報告廳和聽眾探討了上述話題。
“並沒有真正的公車上書運動”
講座的主題是“辛亥革命與20世紀的中國革命”，楊奎松首先闡釋了生產力對社會運動的巨大影響。
“馬克思認為在1848年資本主義已經走到極限了，在馬克思主義出現之後，更大的生產力蓬勃出現，一個是機械的發展，一個是電報、電話以及電燈的出現，直接帶動了信息的傳播，變成了強大的社會動員的條件。”他以中日甲午戰爭後的“公車上書”和“五四運動”為例，闡釋自己的看法。
楊奎松指出，中日《馬關條約》帶來嚴重的民族危機，但沒有引起國人的關注。康有為、梁啟超在舉人中發動上書運動，但絕大多數人沒有簽名，最終上書也沒有送到朝廷中去，“並沒有真正的公車上書運動”。而五四運動得到社會各階層廣泛參與，民眾通過電報了解到會議的情況，又通過電報將意見傳給外交代表，最終成功促使中國政府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他認為，1894年時沒有良好的現代化信息傳遞工具，1919年有了電話和電報，是兩次運動出現不同結果的重要原因。
“辛亥革命時還沒有民主的基礎”
通過進一步對比“公車上書”和“五四運動”的社會動員程度差異和其原因，楊奎松進一步提出，在民主、憲政和共和革命的意義上，辛亥革命是一場“早產”的革命，缺乏相應的社會基礎。
楊奎松分析道，五四運動的廣泛參與，得益於下列因素：新式學生群體形成；城市化的加速帶動社會輿論的產生，推動了民眾對政治的參與和對國家的認同；電報的出現等生產力的發展、白話文運動促使信息的傳播，使民眾意識到自己與國家的關係。這些條件在1911年辛亥革命時尚不成熟，民眾在1920年時才真正參與運動之中。而辛亥革命後，整個社會新的統治階層還是舊式的派別和群體，大批新的精英和新的學生群體尚未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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