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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時的卜睿哲 資料相 |
在國會體驗美中關係變化
在“亞洲協會”的紐約和華盛頓部門工作6年之後，1983年7月，卜睿哲有機會到國會山工作，做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亞太小組和來自紐約州的國會眾議員索拉茲（Stephen Solarz）的助手，從此踏入政界。卜睿哲說，自己其實一直想當大學教授，但沒有成功。不過國會山的工作，加強了他與海峽兩岸的聯繫，因為索拉茲對美中關係感興趣，理解美中關係的基本原則，而且索拉茲與旅美華人僑界聯繫密切，致力於加強當時的台灣民主和人權。
1992年索拉茲競選失敗，卜睿哲接受老牌眾議員漢密爾頓（Lee Hamilton）邀請，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工作。卜睿哲說，在美中建交後的前10年，美國國會有“支持美中關係的被動共識”（passive consensus for US-China relationship），雖說當時也有諸如80年代中期針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的議案，但支持美中關係發展的人總能封殺這些不利於美中關係的議案，因為國會的自由派相信，隨著中國改革開放，中國會逐步邁向自由化。正因如此，1989年的政治事件令這些自由派最受震動，事與願違的他們變得更有意願去懲罰和施壓中國。國會由此形成“反對美中關係的主動共識”（active consensus against US-China relationship），集中體現於90年代中期國會將中國最惠國待遇與人權掛鈎的爭論以及一系列對華議案。國會山上圍繞美中關係有艱難的鬥爭。
卜睿哲認為，蘇聯的解體對於美國人看中國的方式有兩個影響：第一，在人權問題上，美國能在多大程度上對中國保持克制？第二，蘇聯政治體系驟然變化，令美國國會中曾期待中國政治逐漸變化的自由派想：是否還要對中國這麼有耐心？美國人認為，現代政府對於政治分歧應當有更包容靈活的處理方式，因而對出現暴力事件感到擔憂。這是美國國會在1989年後對華轉向強硬的重要原因。
卜睿哲說：“今天仍有許多議員了解中國對美國在經濟上和其它方面都重要，但我想最好的時期是從1979年到1989年間。”不過他承認，近年來美國國會對華態度有所好轉，主要是因為兩國經濟關係更加緊密，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兩國經濟利益更加密不可分；雖說兩國關係仍然複雜，但幸運的是，終究沒有再出現重大的意外事件。他認為，近年來中方做美國國會工作的質量亦有提高，不管是外交官的英文水平，對美國體系運作的了解程度，還是中方投入資源的多少，推動中國立場和利益的方式，都比以前有不少改進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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