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這兩位教授聯合提出由四個類別組成的框架來指導大國關係。他們指出，一個更好的秩序更少地基於規則，更多地基於行為；一個更穩定的秩序可能依賴於談判，而不是規則。
作者解釋，這個框架的前提是在核心原則上只達成最低限度的協議，並承認在應該解決的問題上會有持久的分歧。這個框架不會像世界貿易組織和其他國際機制那樣，強加一套詳細的說明性規則，而是作為一個“元機制”(meta-regime)發揮作用：引導一個進程，讓對立國家甚至是對手可以在一系列問題上尋求一致或和解。當他們意見不一致時，仍然可加強溝通，澄清分歧原因，並提供動機，在保護自身利益時避免傷害他人。
他們指出，越來越明顯的是，現有的、以西方為導向的方法不再足以處理支配國際權力關係的許多力量。未來的世界秩序將需要容納非西方大國，並在國家制度安排和實踐中容忍更大的多樣性。
他們闡釋，在這個框架中，主要的全球大國不需要事先就管理它們相互作用的詳細規則達成一致，只需要就處理兩國關係的基本方法達成一致，將所有行動和問題分為四大類：被禁止的行動和問題；兩個及以上國家相互調整可使各方受益的行動和問題；由單一國家採取的行動；需要多邊參與的行動。
第一類：被禁止的行動——將採用美國、中國和其他大國已經廣泛接受的準則，至少包括《聯合國憲章》所體現的承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