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指出，鑒於美中兩國都是幅員遼闊的國家，擁有龐大的人口、可觀的財富和龐大的核武庫，兩國都不可能有任何征服對方或迫使對方改變政治制度的現實希望。兩國共存是唯一現實的可能，任何一方為了取得戰略優勢而全力以赴，都只會分散重要社會需求的資源，放棄合作的潛在收益，還會增加發生破壞性極大的戰爭的風險。
第四類：需要多國參與才能採取有效行動的問題。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是明顯的例子。
作者以華為為例，指出英國和中國之間本來可以通過第二類別達成解決方案，通過增加透明度達成互利的結果，但在美國壓力之下，最後英國還是將華為排除於英國的5G網絡之外。他們指出，美方的行動違背了第三類別的框架，即採取的單邊行動與其面臨的威脅不成比例，目的在於損害對手。美國應當通過多邊機制來處理這個問題。
作者承認，烏克蘭戰爭清醒地提醒我們，這樣的框架本身無法產生一個更良性的世界秩序。但是，使用這些寬泛的分類來指導大國關係，而不是試圖恢復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秩序或從上面強加新的全球治理規範，有很多好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