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兩岸關係行穩致遠需排除美國因素 作者：鄭劍（北京），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講座教授／戰略與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全國台灣研究會理事
【摘要】當前台海局勢之所以發展到如此危險地步，外部大環境特別是美國因素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策動和塑造作用。台灣問題中的美國因素正從以往帶有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建設性色彩的牽制性因素，轉變為破壞性、危機性直至戰爭衝突性因素。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在戰爭與政治的邏輯關係上自相矛盾，並強烈體現在台灣問題上，已經並將繼續給台海和平與穩定帶來重大風險挑戰。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中的涉台戰略本質上是“掏空台灣”的戰略，民進黨當局與美國對華戰略競爭戰略綁得越緊，“掏空”效應越嚴重。衹有把握大勢，排除美國因素，才能讓兩岸行穩致遠。要更積極地推進兩岸關係特別是戰略與安全層面議題學術交流，推動重建兩岸互信。
中共二十大政治報告涉台內容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特別強調反對外來干涉。指出，“台灣是中國的台灣。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國人來決定”；在關於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政策的段落中，把針對“外部勢力干涉”放在“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動”之前，這與以往相關宣示差別明顯。這個變化旨在表明，當前台海局勢之所以發展到如此危險地步，外部大環境起到了前所未有的策動和塑造作用。而排除外來干涉是大陸方面的一貫主張，台灣有關方面應該認真體認其中內涵，真正認識到挾洋自重害人害己，打“美國牌”以及“日本牌”“澳大利亞牌”“北約牌”短多長空。歷史殷鑒不遠，未來後果可期。如果台灣民進黨當局頑固藉美之勢而為，將得不償失並自取滅亡。
一、美國因素在台灣問題中的演變
美國發起對華戰略競爭以來一系列舉措，包括2022年10月12日拜登政府發佈的《國家安全戰略》文件表明，台灣問題中的美國因素正從以往帶有不同時期不同程度建設性色彩的牽制性因素，轉變為破壞性、危機性直至戰爭衝突性因素。
“以台制華”是美國對台政策的固有基因和不變底色，從台灣問題產生迄今，不論美中（大陸，下同）關係處於接觸、“蜜月”期，還是冷戰、“競爭”期，這一點均“堅如磐石”。不可否認，以往相當長一段時期，美國對台政策有一定建設性色彩，在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推動兩岸接觸交流、降溫兩岸軍事對峙、緩和兩岸政治對立等方面發揮過正面作用。特別如在民進黨第一次執政的2000年到2008年間，中美雙方還形成聯手遏制民進黨陳水扁當局“法理台獨”冒險的實質合作，可謂難能可貴。換言之，美國對台政策也有過“以台友華”甚至“以台媚華”舉措。美國對台政策是在其全球戰略利益所決定的對華政策大框架下運行的，始終隨動於美中關係大局起伏變化，始終為美對華政策大局服務。美國在處理台灣問題上向來不講道義、不設限度、不擇手段，從支持台灣、鼓勵台灣、武裝台灣，到壓制台灣、拋棄台灣、毀滅台灣；從協助兩岸和平、樂見兩岸交流、支持兩岸發展，到製造兩岸矛盾、挑動兩岸對抗、激發兩岸衝突，選項全頻譜覆蓋。隨著中美實力地位消長，美國對華政策質變，其對台政策的建設性元素迅速流逝，負面打“台灣牌”漸成主基調。
當前的台海危機，是美國聯手台灣民進黨當局一手造成的，中國大陸是後發和反制方。今後台美任何一方不改弦更張，危機將難以解除。假以時日，台灣問題上將形成一種日益固化的三方衝突性結構，進而深刻影響地區及世界和平穩定。
第一，從國家（整體）戰略視角看。中國大陸是在民族復興框架下思考處理台灣問題的，必然秉持“維穩”思維，希望台海和平穩定。中共二十大提出“兩步走”總戰略安排，發展始終是第一位的國家政策取向，實現發展無疑需要和平合作。美國是在戰略競爭框架下思考處理台灣問題的，必然秉持“致亂”思維，需要台海緊張動盪，從而利用台灣問題遲滯、消耗直至打斷中華民族復興進程。在美國這種國家新戰略視角裡，一個作為“麻煩製造者”的台灣，遠比一個和平、穩定、親近的兩岸更符合其戰略利益。大數據告訴我們，在美國發起戰略競爭後，其政客言論、智庫研究、媒體傳播充斥著在台灣問題上的冷戰主張。台灣地區的民進黨當局是在“台獨”分裂框架下思考處理台灣問題的，必然秉持“機遇”思維，把美對華戰略競爭看作難得的“台獨戰略機遇期”，竭力追隨融入美對華競爭戰略體系，試圖在中華民族復興之前“最後的時間窗口”進行“最後一搏”。三方不同戰略思維的結構性矛盾，使得台海地區的矛盾衝突加劇成為必然。但彼此複雜的利益交織關係，又使得目前的危局也存在峰迴路轉的一定空間，各方都尚有不同程度的迴旋餘地。
第二，從時間進程視角看。2012年11月大陸方面新一代領導集體接班，兩岸關係持續和平發展、融合發展，2015年11月7日還實現了雙方領導人的歷史性會面。但2016年5月20日蔡英文上台後，兩岸關係急轉直下。2017年1月美國特朗普上台特別是發起對華戰略競爭後，台海局勢劇烈動盪。2021年1月拜登上台，兩岸關係雪上加霜，台海地區成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2022年2月俄烏衝突率先爆發，台海地區不過轉變為“地球上下一個最危險的地方”而已。台海局勢由治到亂的“時間線”清楚表明，“改變現狀”方、緊張與危機肇事者，是台灣“台獨”分裂勢力和美國等外部干涉勢力，絕不是中國大陸方面。
第三，從重大事件視角看。以極其危險的2022年8月佩洛西竄台事件為例。事前，國際及台灣島內、美國國內輿論均強烈認為，佩洛西訪台可能導致台海軍事衝突，這一魯莽行動不符合拜登政府的“護欄”理論。中國政府以各種形式和行動反復發出警告，希望懸崖勒馬，包括在7月28日中美元首視頻通話中提出的警告。美國事後深度報導揭露，拜登政府完全有能力和機會制止佩洛西；佩洛西也不是沒有迴旋餘地，還提出了拜登可以滿足的“拒訪”條件，況且佩洛西與拜登還同屬民主黨一黨。美國的政治體制固然是“三權分立”，但是“三權”之間是相互牽制，不是國會對政府的單方面牽制。拜登還是採取了利用佩洛西訪台對華進行危險的戰略探底的決策，遂導致中美建交以來最危險、最逼近“護欄”的“灰犀牛事件”而非“白天鵝事件”的如期上演。所以，中國外交部嚴正指出，美國政府“縱容和支持”了這次佩洛西竄台。事實再次表明，美方是台海之變的亂源、禍源，未來美台聯手製造類似危險事件以塑造戰略態勢的可能性仍然將處於高位，危險的“灰犀牛事件”還會發生。一切皆有因果，俄烏衝突就是一系列因果導致的。將來台海地區若生戰，因果邏輯會很清楚。
二、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在戰爭與政治的邏輯關係上自相矛盾
該文件一方面鼓吹與中國大陸進行非勝不可的戰略競爭，另一方面還要防止與中國大陸發生衝突。這種自相矛盾的主張和訴求，不符合人類社會和國際政治的運行規律，既體現了濃厚的單邊主義、一廂情願色彩，也自欺欺人、有害和平。
拜登政府官方言行及該文件相關內容表明，美國對華戰略競爭中的“衝突”概念，僅局限於軍事衝突和戰爭範疇。也就是說，美單方面把“護欄”建立在軍事衝突爆發的邊緣，為了戰勝中國大陸，美國可以極限運用軍事衝突和戰爭頻譜以外的所有手段，包括意識形態、經濟、科技、外交、民間、軍事等方面。但問題在於，從國家政治層面看，這些衝突以外的手段也是政治，對華戰略競爭更是美國政治。克勞賽維茨在《戰爭論》中有個舉世公認的論斷，即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戰爭不僅是一種政治行為，而且是一種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繼續，是政治交往通過另一種手段的實現。”①毛澤東引用克勞賽維茨這個觀點時進一步指出，“政治發展到一定的階段，再也不能照舊前進，於是爆發了戰爭，用以掃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礙。”②從這個意義上說，如果軍事衝突以外的手段的極限運用都可以成為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選項的話，如何保證中美戰略博弈會脫離“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邏輯來一直維繫和平、避免衝突便會成為疑問。或具體地說，誰也無法保證美式“護欄”之外的對華博弈和競爭不會導致兩國乃至更大範圍的戰爭衝突！
美國這種戰爭與政治關係上的自相矛盾，也強烈體現在台灣問題上。美國在台灣問題上頑固堅持“說一套、做一套”的實用主義路線，已經並將繼續給台海和平與穩定帶來重大風險挑戰。該文件宣稱，“維護台海和平穩定，事關地區和全球安全與繁榮，是國際社會關注的問題，是我們的一貫利益所在。”但是，美國發動對華戰略競爭以來的實際作為與效果，完全與這個宣示背道而馳。美國激勵“台獨”分裂勢力與中國大陸對抗，刺激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升溫，甚至發展到直逼戰爭衝突邊緣的公然“支持縱容”佩洛西訪台。美國把俄烏衝突與台灣問題掛鉤運作，嫺熟地運用他們在俄烏衝突、巴以衝突等問題中倒因為果的輿論和戰略操作手法，在認知領域製造中國大陸藉俄烏衝突之勢或樣板“改變現狀論”“武力反‘獨’促統即侵略台灣論”以及“2027年……2023、2022年武統論”等謬論；刺激兩岸雙方矛盾、連續售台武器裝備、強化美台實質同盟、糾集國際干涉聯盟，從而在台海地區“拱火”塑局，製造“東亞版俄烏衝突”態勢，策動代理人戰爭。美國的所作所為表明，其“維護台海和平”乃至印太地區繁榮的話語，宣傳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塑勢意義大於政策意義，歸根結底是給中國大陸戴上“破壞台海和印太地區和平穩定”的帽子，為其對華戰略競爭體系添磚加瓦。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文件重申，“我們反對任何一方單方面改變現狀，不支持‘台獨’。我們將繼續堅持‘台灣關係法’、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一個中國政策’。”這種老調重彈同樣自欺欺人！美國應當深知，歷史上其所謂“一個中國政策”從來沒能保證台海和平穩定，也沒能保證美中關係始終順暢。即便在實行對華“接觸政策”時期，也發生了1995-96年李登輝訪美、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2000年至2008年民進黨陳水扁當局“法理台獨”冒險等三次台海危機；這次佩洛西竄台危機，也是在拜登政府一次次“一個中國政策”宣示下發生的。也正以為如此，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儘管沒有否認美國所謂“一個中國政策”有建設性成分，但也從來沒有給予鄭重肯定。中國政府在國際上堅持的是為聯合國所承認的一個中國原則，不是美式“一個中國政策”。實際上，早在1979年“台灣關係法”出籠不久，鄧小平即指出，“這個法案最本質的問題，是實際上不承認衹有一個中國……實際上否定了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政治基礎。”③美國政府1982年單方面對台灣當局所做的“六項保證”，更直接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精神。美國歷屆政府一直遮遮掩掩，不敢公開證實，蓋緣於此。2020年8月31日，特朗普政府為配合對華戰略競爭，通過美國在台協會網站公然公佈“六項保證”，則正式拉開了新一輪掏空一個中國原則的序幕。拜登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中再次把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台灣關係法”拿出來，並且把優先順序排列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之前，後面還綴上長期不敢公開的“六項保證”，這樣的“一個中國政策”又如何能重建中美互信？拜登政府一次次宣稱不支持“台獨”，但在行動上卻對民進黨當局在台灣島內和國際社會鼓吹和推動“台獨”分裂的“改變現狀”行徑視而不見甚至縱容支持，並反誣中國大陸“單方面改變現狀”，這又如何談得上中美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美國對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的支持和肯定，就是對“台獨”分裂的支持和肯定，台灣社會嚴重綠化、主要政治勢力爭相“親美”“媚美”“傾獨”氛圍的形成，不利於台海地區和平穩定，衹能激發緊張動盪。拜登政府的所作所為，與2012年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時奧巴馬政府支持“九二共識”的“臨門一腳”形成鮮明對比，其中蘊含的邏輯，當時曾作為副總統的拜登此時必然心知肚明。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一如既往宣稱，“我們將堅守‘台灣關係法’下的承諾，支持台灣的自衛，並保持我們抵抗任何對台灣訴諸武力或脅迫的能力。”但同時還表示，“在我們激烈競爭的同時，我們將負責任地管理競爭。我們將通過降低意外軍事升級風險、加強危機溝通、建立相互透明度並最終讓北京參與更正式的軍備控制努力的措施來尋求更大對接戰略穩定。”這其中的自相矛盾同樣突出。美國一方面支持主張“台獨”的政治勢力整軍備戰，另一方面又要維護台海地區和平穩定，但“‘台獨’意味著戰爭、分裂沒有和平”已經成為常理，美國不可能不知。或許有人會提出，能戰方能言和，美國也有所謂“武裝台灣才能保持台海戰略平衡、威懾大陸動武、保障台海和平”的理論。但歷史證明，能戰也會致戰，實際能戰、自以為能戰，都可能致戰。能戰與致戰也是一對孿生兄弟，當事態發展到對立之一方認為非背水一戰而無他途可走、久拖不決將失去“戰略機遇期”和“最後的時間窗口”之時，便可能盲動冒險。美國所謂“武裝台灣才能保持台海戰略平衡、威懾大陸動武、保障台海和平”是謬論，純屬操縱台灣問題的輿論和戰略武器。特別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在台灣問題上日漸暴露出“以台耗華”、不惜引發代理人戰爭的戰略圖謀。在此情況下，《國家安全戰略》文件仍強調“支持台灣自衛”，其實際效果除進一步激勵“台獨”冒險之外無他，奢談所謂中美“管理競爭”、“危機溝通”“軍事互信機制”純屬欺騙。假如中美雙方戰略利益一致，即便擦槍走火、核武器待發，也應該是安全的；如果一方要挑起戰爭衝突、發動代理人戰爭，任何互信機制衹會成為謀略手段。反“獨”之皮之不存，和平之毛將焉附！筆者理解，這也應當是中國外交部在佩洛西竄台後宣佈的八項反制措施中，包括取消前三項涉軍信任措施的重要原因所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堅定維護領土主權安全、“堅決反對和遏制‘台獨’”的宣示是莊嚴而神聖的。台灣方面不要誤判，寄希望於向美西方“一面倒”，企圖既保護台灣、推進了“台獨”，又防止了戰爭、發展了經濟，這個空間根本不存在。循著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文件的內在矛盾打“美國牌”，在美中（大陸）博弈中推行戰爭邊緣政策，向大陸步步挑釁逼迫，必將把台灣帶向災難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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