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7月3日電／從民間層面的“抵制中國貨”風潮到戰略界人士有關“中國疫情責任論”“賠償論”“隱瞞論”以及中印“經濟切割論”的鼓噪，從政府部門頻推與華經濟脫鈎舉措到發布禁用我國手機應用軟件公告，從軍方在邊境地區製造多點對峙到進行大規模軍事集結，半年來，印度方面對華密集發難，將雙邊關係推入 1962 年中印邊界衝突以來的最低谷。但與此同時，又看到印度政府也在保持著與中方的多渠道溝通，似乎也在展現化解當前危機的誠意。
那麼，如何理解當前莫迪政府對華頻頻示強的背後邏輯呢？歸總起來，不外乎四大動因。
首先，出於國內維穩的需求。
一方面，對華示強回應反對黨壓力。疫情防控問題早已是反對黨指責莫迪政府的“口頭禪”。 加勒萬河穀衝突後，反對黨更是公開痛斥莫迪政府的對華政策。特別是印度第一大反對黨——國大黨領導人拉胡爾•甘地更是不斷反擊莫迪總理對華“認慫”“服軟”。另一方面，維持對華緊張氛圍轉移社會矛盾。莫迪第二任期以來，其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義政策，如宣布建立羅摩廟、推出統一民法典、修改公民身份法案等等，激化印度社會族群、教派、階級矛盾與衝突，社會騷亂此起彼伏。新冠疫情的暴發使莫迪政府得以通過封城暫時抑制了社會的進一步動蕩, 但封城舉措又將數千萬“日薪”族推進“病死”或“餓死”的兩難困境。英國廣播公司（BBC）稱封城造成印至少 5000 萬人失業，而國際勞工組織的報告則稱，封城導致的4億非正規部門從業人員因失業而“陷入深度貧困”。 民眾怨聲載道，社會動蕩一觸即發。加勒萬河穀衝突恰好給莫迪政府提供了轉嫁危機、轉移矛盾的稻草。通過製造對華軍事對抗的緊張氛圍，通過出台制華政策以及炒作懟華議題，莫迪政府在並不尋求對華戰爭相向的前提下，兩害相權取其輕，通過對華示強，安撫國內政治反對派和民眾情緒，以期最大限度地維持政治與社會穩定。
其次，出於“變道超車”的需求。
莫迪總理在 2014 年第一任期剛一開始，就誓言 2022 年要讓印度製造業在 GDP中的占比由當時的 18%提升至25%，並為此推出一系列大膽的經改計劃以及眼花繚亂的發展倡議，但效果不佳。製造業逐季度下滑，近兩年製造業占比更是徘徊在 14%-15%的區間，為過去 50 年裡最低。疫情導致的中國“斷鏈”“斷供”則又徹底暴露出印度製造業的脆弱性。特別是在莫迪政府非常看好的四大領域，即手機、紡織、電子和汽車零部件，因中國零部件的“斷供”，幾乎陷入停工待產狀態。聯合國3月初報告稱，印度是受中國生產放緩影響最大的15個國家之一，“斷鏈”“斷供”觸發莫迪政府恐慌，隨即掀起一場“自力更生”運動。然而，莫迪政府很清楚，若按市場化與全球化的發展慣性，這場“自力更生”運動很難成功，除非另辟蹊徑，“變道超車”。
這有兩條“蹊徑”。一條“蹊徑”是利用印國內已有的“國貨”替代“中國造”。例如，印度政府擬對 300 餘種“非必要低質產品進口”設置更高貿易壁壘和抬高進口關稅。 這些“非必要低質產品”主要來自中國，印度已有替代品。再如，印方要求國有電信公司在將移動網絡升級至 4G （注意不是 5G ）時排除華為和中興產品，使用國產電信設備。相比硬件而言，印度在軟件方面的“山寨”能力更強，如印視頻互動應用Mitron 與中國的抖音在功能和用戶界面上高度相似，目前在印下載量僅次於抖音。這次禁用中國手機軟件將使此類“山寨”貨成為直接受益者。由此可見，印度政府在“去中國化”時有著明顯的選擇性。莫迪政府尚不敢與中國“全面脫鈎”，這是因為，印度不但有大量的產業領域高度依賴中國零部件和中間品供應，還有一些關鍵產業高度依賴中國的原材料供應，全面“去中國化”只會造成疫情背景下的更大經濟困境，最終受損的只能是莫迪總理的“自力更生”運動。
另一條“蹊徑” 是利用中美產業脫鈎之機，吸引產業鏈向印度整體搬遷，一步到位地實現“製造業強國夢”。為此，總理莫迪已要求各邦做好吸引自中國移出的跨國企業赴印投資準備，印工業和內貿促進局則牽頭組建跨部門聯委會，研擬吸引外資相關政策。今年4 月份，印駐外使領館還密切接觸逾千家美企，提出將為有意遷出中國的製造商提供優惠。為此，印已初步劃出約 46 萬公頃的土地，專門承接那些從中國遷出的企業，重點聚焦電氣、制藥、醫療設備、電子設備、重型機械製造、太陽能設備、食品加工、化學與紡織等行業。印度政府此次首先正式拿中國手機軟件開刀，也是向美方表明決心。
然而，印美能否最終複制中美產業鏈，那是一個天大的問號，需要用時間以及莫迪更大的改革勇氣與措施來印證。眼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讓印度國民使用“國貨”替代早已用得非常順手的“中國造”。這需要一個契機。加勒萬河穀悲情刺激的愛國主義、民族主義狂熱，乃至此前疫情催化的印度反華民意，都為印度政府此次敢於強制禁用中國軟件、強制替代“中國貨”培育了土壤。印度政府認為，他們只需稍加利用，即可在很短的時間裡完成強制性的“替代”，至少短期內印度的“自力更生”運動即會取得進展。從此次禁用令竟然未經“中印兩國投資法”所定法律程序來看，莫迪政府抓住當前所謂“契機”的心態極其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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