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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在台北圓山敦睦廳舉行。(中評社鄒巧韻攝) |
劉紅強調，如果把政治協商或者和平協議，做為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總綱，這又反應出兩種看法，一方是認為是兩岸政治協商，要有正式兩岸談判的過程，要有正式的文本，正式的簽字；還有一種，就是認為在政治條件還不是很具備的條件下，對於兩岸的政治關係，或者說他說，兩岸的和平、兩岸的共同繁榮與共同發展，已經變成“沒有文字的文字文本”，兩岸的敵對狀態，己經被兩岸和平繁榮與共同發展推進的鞏固和深化所替代，也就是說對於兩岸和平發展，已經在兩岸心中有了充分的體現，已經充分體現在十八項協議之中，以及未來的其也協議之中。兩岸的和平框架，在我們心中都己經具備，或者說，兩岸在2005年以來，國共兩黨已經有了初步的規畫。
劉紅說，有了這樣一層的關係， 就有了第四層的意義。那就是又該如何看待、如何評價事務性協商？大家都在談政治對話協商，政治對話的條件需要兩岸共同創造，那事務協商有什麼用？事務協商說到底，就是兩岸兩種發展道路、兩種政治體制、兩種意識形態或兩種經濟模式之下，簡單說，一個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個是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因為要繁榮並存、共同發展，所以兩岸要完成各個領域、政策、制度和法令的對接，十八個協議就是做了這方面的工作，已經實現了政治對接，這種對接愈來愈多，到了某一天，這些對接都完成了，這些機制都完成了，就實現了兩岸統一前的政治關係，奠定了兩岸的和平發展整體框架，所以說，總綱就完成了，這樣更合理、更科學、更順利。
劉紅表示，如此一來就有了第五層的意義，兩岸協商的進展，如何完成經濟至政治的轉換，如果從事務性議題轉入政治性議題，也就是說“先經後政、先急後緩、先輕後重”，現在有不同的看法是，如何完成這樣的轉言？劉紅分析，這又有兩種不同看法，一種是“質變論”，人主張要從資源上、內涵上，提出直接由經轉政的理論，這是“深水區”論。
另外一種則是“量變論”，劉紅表示，這就是過度式，每跨過一個“淺水區”，下一步就是跨到深一點的地方，現在簽了十八項協議，逐步由“淺水”往“深水”走，但“深水”與“淺水”的標準不是絕對的。五年前，那時候什麼都是“深水區”，大家想想五年前，哪個不是“深水區”啊？他說：“五年前、十年前，哪個不是‘深水區’啊？兩岸三通要解決在五年前、十年前解決起來都很困難嗎？”他強調，今天看似“深水區”的議題，幾年後都會經過次次協議，可能一步步跨過去，又是“淺水區”了，所以量變式的轉變很可能成為和平發展、深化鞏固的具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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