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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兩岸關係和台灣政局演變來說，台灣民意無疑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
中評社╱題：當前台灣民眾統獨心態的基本特點分析 作者：林勁（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
自上個世紀80年代台灣政治轉型、尤其是推動“憲政體制改革”以來，台灣民眾的認同危機與台灣民主化的兩難困境密切相關；自2016年大選競選展開以來，蔡英文的“維持現狀”主張之所以有著相當的民意基礎，有其現實的社會原因。本文試圖從以上兩個方面就當前台灣民眾統獨心態的基本特點及其原因作一初步的分析，進而由此提出相關的認識及思考。
一、民眾的認同危機與台灣民主化的兩難困境密切相關
眾所周知，台灣問題是國共政治鬥爭及由此所引發內戰的延續及結果，而兩岸長期分離的特殊歷史情境所造成的台灣“憲政”體制危機，亦是“台獨”勢力及活動長期存在的內部原因之一，而且是關鍵性的因素。台灣政治轉型及民主化進程有其內在的兩難困境，倘若要徹底推行民主化，則勢必難以維持“中華民國政府”的這一所謂“法統”，即它所堅持的“全中國”的代表性；倘若要完全地維持“中華民國政府”的“法統”，那麼就勢必一定程度妨礙台灣自身的民主化發展，兩者不可兼得。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民主觀點，“民主政治就是人民自己決定國家制度，國家制度最終體現人民的意志，人民是國家全部政治生活的決定性環節。這也正是‘主權在民’或‘人民當家做主’的真實意義所在”①。因此，民主問題也是國家問題，國家問題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兩個方面：國體問題和政體問題。相應地說，“民主也包含著兩個方面：民主的內容和民主的形式。國體和民主的內容是主要的、基本的方面，政體和民主的形式則是次要的和非基本的方面”②。因此，如果國家主權問題、民眾認同問題未能得以明確，台灣民主化本身就必然存在受到“台獨”勢力綁架和異化的問題，衹要這個問題長期得以延續，兩岸關係就不可能實現良性互動的穩定局面，台灣民眾難以形成較為穩定的、相對一致的“國家認同”，這也是當前台灣社會所呈現的認同方面的對立和危機之癥結所在。
同時，在政治民主化轉型的進程中，存在著“政治權威的民主悖論”的問題。一方面，進行民主選舉的原因就是由於傳統的政治統治已經喪失權威，亦即喪失了其正當性，因此人們需要藉助選舉重新樹立政治權威。因此，民主選舉的目的就在於通過選舉重建政治權威，而沒有政治權威就不可能形成一定的政治秩序。另一方面，民主選舉過程本身又存在撕裂和破壞權威的可能性。具體而言，選舉是通過單個選民投票進行的，甚至是通過黨派對選民的動員進行投票而完成的，從這個意義上看，“主權在民”的政治思想在選舉中就表現為“主權在選民”或者“主權在黨派”③。一旦選舉結果不符合某些選民個人或者某些黨派的意志，那麼他們就有可能不服從選舉結果，由選舉產生的政治領導人也就不能真正確立其政治權威。因此，衹要存在有“政黨競爭”，就存在有撕裂政治權威的可能性。但是，在以“左”與“右”意識形態明顯分野的西方民主政治社會中，存在以“憲政”為基礎的統一國家認同，不管其政黨之間鬥爭發展到何種程度，都必須以一個統一的“國家認同”基礎上的“國家利益”為服從的基礎，都有著共同承認與接受的“憲政體制”，存在著相互妥協和協商的共識平台。而在“憲政體制改革”以來的台灣政壇，政黨分野基本不存在“左”與“右”的意識形態分歧，存在的則是基於兩岸關係及台灣政治現實，政黨各自政治利益考量的“國家認同”對立。由於“台獨”分裂勢力否認台灣現行的“中華民國憲法”的“一個中國”內涵，使得台灣的主要政黨存在的“國家認同”的根本立場對立，在相當程度上無法協商和妥協，這也就必然造成族群的嚴重撕裂和社會的長期動盪，以共識和妥協為基礎的民主，勢必由此受到極大的傷害。
誠然，民進黨及“台獨”分裂勢力的一系列“去中國化”的宣傳和作為，對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無疑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應該看到，兩岸由來已久的結構性矛盾及台灣長期形成的政治氛圍起著根本性的作用。台灣相關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在馬英九主政8年裡，台灣民眾在認同層次方面比之於陳水扁主政時期，並無太大的改變，甚至還有所倒退。對此當然有必要作進一步客觀的考察和辯證的分析。必須認識到馬英九是在特定的環境和條件下獲勝上台主政的，即陳水扁執政8年失德無能、貪污腐敗嚴重，台灣經濟形勢嚴重惡化且又面對全球金融危機衝擊的狀況。馬英九上台並非表明台灣統獨民意已經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也不表明台灣的省籍族群矛盾已經得以緩和，而他上台主政8年並未傾力扭轉李登輝、陳水扁主政時期“台灣主體意識”逐步強化的局面。
在馬英九主政8年裡，兩岸關係確實發生重大的積極的變化，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的改善和發展狀況普遍持滿意和支持的態度，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儘管台灣相關民意調查數據顯示台灣民眾在認同層次方面並無太大的改變，甚至還有所倒退，但是應該辯證地分析這種現象，這實際上與當年陳水扁推行激進“台獨”路線時期相關民調所顯示民眾支持“統一”反而上升，是兩種截然相反的現象所反映的同一類的社會心理問題。由此，也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兩岸關係重大的積極的變化，不可避免地使相當部分台灣民眾對於兩岸關係是否走得太快以及是否面臨政治談判階段的到來，產生一定的疑慮和擔心。這是兩岸關係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產生的社會心理狀態，即表明兩岸關係已經到了著手解決政治方面問題以突破發展瓶頸的階段，即一般所稱“進入深水區”問題。不可否認，台灣社會普遍存在的這種“焦慮感”，勢必影響民眾的認同問題。
與此同時，相關的研究也不能僅僅停留於從統獨爭議的角度來考察和分析現階段台灣民眾的認同問題。毫無疑問，台灣民眾的認同問題相當程度包含有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成分及因素。
因此，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前提下，以一定的方式解決台灣在“一個中國架構”下的地位問題，才能在某種程度上消除“台獨”存在的內部根源。不可否認，“中華民國”是現階段台灣民意的最大公約數，這是把握台灣社會“國家認同”情感的關鍵所在，絕大多數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認同是以“中華民國”為標的，或者說是以“認同中華民國”為出發點和基礎的。如何應對“中華民國”，是否接受以及以何種形式接受其在台灣“憲政秩序”存在的事實，是馬英九當政時期再三呼籲“正視兩岸政治現實”的核心所在，是台灣政壇及社會普遍高度關切的問題。泛藍陣營及其支持民眾自不待言，泛綠陣營也在冷眼旁觀，這正是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的“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並對此作出合情合理安排”所必須應對的關鍵問題。誠然這必須通過政治協商及談判才能達成。
任何不涉及台灣未來地位問題的協商和談判，都無法解決現階段台灣內部的“憲政危機”以及相應的社會認同危機問題，“台獨”勢力勢必繼續以其作為資源及籌碼，操弄台灣民主問題，不斷製造新的“兩岸關係危機”。
從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來看，“台獨”運動不過是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違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國國家統一意志的，終歸要走向消亡。但從歷史發展的階段性來看，由於產生“台獨”運動的社會歷史根源將在相當一個時期仍然存在，其消亡的過程也是漫長且複雜的過程。從台灣政治發展進程來看，衹要滋生“台獨”的土壤仍然無法徹底剷除的話，“台獨”分裂主義仍將繼續影響台灣的政治發展，即便處於苟延殘喘的狀態，也仍然干擾著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進程乃至中國完全統一大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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