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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代力量與民進黨，同屬政黨光譜的一端，且台獨理念一致。 |
中評社╱題：民進黨執政後的政治新格局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作者：羅陽（重慶），重慶兩岸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6月號（總第222期）。
2016年選後，台灣島內各政黨的政治實力發生了轉折性的變化，由於政治利益的重新分配，各政黨間的互動關係也發生了實質性的變化，形成了民進黨佔據主導地位的政治新格局。台灣政治新格局及其對未來兩岸關係的影響，取決於執政的民進黨是否能夠實質性掌控台灣政治新格局，這將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台灣政治新格局與各政黨關係
台灣經過2014年“九合一”選舉和2016年“總統”選舉，各政黨實力已發生轉折性變化，形成了“一大一中兩小”的政治新格局。民進黨進一步加深與“兩小”的整合，初步實現絕對權力下的合作聯盟，逐漸將國民黨邊緣化。在台灣政治新格局中，民進黨是台灣各政黨鬥爭與合作的主要方面，目前已形成了民進黨與國民黨的摧毀與自保；與時代力量合作為主、時有衝突；與親民黨鬥爭為主、合作無必要的新局面。
（一）國民黨仍被民進黨視為主要攻擊對象，在民進黨的摧毀下只能求自保，民進黨與國民黨之間的矛盾仍然是島內的政黨格局中的主要矛盾。
長期以來，國民黨和民進黨是台灣島內政治格局的兩大主要政黨，2008年的“總統”大選，民進黨與國民黨立委數量差距不到十七個百分點，2012年的“立法委員”選舉，民進黨與國民黨立委數量差距不過十個百分點，但是經過最近三次選舉洗禮:2014年“九合一”選舉民進黨執政縣市數量是國民黨執政縣市一倍多，2016年“總統”選票不僅大贏國民黨25個百分點，在“立委”選舉席次上的獲得更是壓倒式的接近兩倍於國民黨席次，創造了歷屆選舉兩大黨選票最大差距，國民黨的民意基礎減弱、“立法委員”數量及地方執政板塊大大縮減，讓原本有實力而不善鬥爭的國民黨受到實質性的削弱，現已淪為台灣政治格局中的中型政黨，其單獨實力已不能構成島內的兩大主要政黨的制衡關係。特別是選後，少數還有實力的國民黨大佬及藍委們黨心渙散、各求自保，未能形成團結力量、達成共同作戰模式。這一點在面對國民黨黨內主席補選、民進黨“立法委員”提出“去孫中山”等議題的處理方式上可窺見一斑。
但是，即使國民黨的現階段實力大為削弱，可是其對台灣政治、社會的影響力仍然存在，這種影響力並沒有因為實力的削弱而完全消除。民進黨以“台灣是事實獨立的國家”為目標，視國民黨為外來政權，則必然要將國民黨在台灣的實力和影響摧毀。因此，長期來看，在台灣的政黨格局中，雖然民進黨贏得完全執政，但還需要是通過對國民黨的持續打擊、摧毀，來鞏固民進黨成為台灣第一大黨，以求長久執政。這一戰略定位將使得民進黨與國民黨的矛盾仍然為台灣政治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且目前表現為摧毀與自保的關係。
可以預見，民進黨將以“轉型正義”為名，通過立法方式，重點對國民黨的存續實力以及在兩岸議題上的優勢予以打擊，目標是將國民黨摧毀至最弱乃至無以反擊程度。在對國民黨實力的削弱上，民進黨採取了清黨產、“去蔣化”、鉗制藍委提案等多面進攻的手段，來清算國民黨。每一個手段實施，都直搗國民黨的發展基礎，企圖讓其削弱至無以翻身之地。特別要注意到的是，最近民進黨人陳明文提出的為提高“立法院”議事效率，提案修正《立法院程式委員會組織規程》，由“院長”或“副院長”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召集人，取得議事主導權；並提案修正《立法院各委員會組織法》，將召集委員二人修正為一人，委員會審查通過的議案，在院會審議時，如果要推翻委員會的審查意見，應提高須有相當人數的連署或附議。顯然是要在“立法院”內，仗著民進黨佔“立法院”總議席的絕對優勢，對國民黨黨團趕盡殺絕，通過“立法”來對國民黨清算，使國民黨邊緣化，而這將直接影響2018年地方選舉和2020年大選及立委選舉。對國民黨在主導兩岸議題能力上，民進黨採取了將兩岸高層交流深鎖進所謂“最高立法機關”和“最高民意機關”的“立法院”，以此試圖來操控兩岸高層交流的主導權。
特別是近日受關注的民進黨“立委”提出的《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和民進黨黨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出爐，在新政權還未交接就已對舊政權進行了干預，甚至是破壞。在《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中建議，卸任“總統”、“副總統”在離任三年內，倘出訪大陸必須在一個月前向現任“總統”報備後，始得進入大陸地區，不得於現任“元首”及人民不知情的情況下徑行前往。這些條文的提議，就是要讓所謂“新民意”提倡的“國家安全”來框住國民黨在兩岸議題上的自主性，將兩岸交流的主導權落入實質掌權的“立法院”。由此直接影響即是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取消原訂於4月6日的訪陸行程。同時，在民進黨黨版《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中，提出會對兩岸各類協議的談判洽簽，從談判前到談判過程中，以至簽署協議後，都將予以極為嚴厲的監督。這將會導致以後兩岸協商談判的進程相當艱難，極有可能難以達成兩岸雙方的最大公約數，從而根本上不可能簽署協議，阻礙兩岸交流。
在面對民進黨強大重點攻勢下，國民黨只能暫時顧不上回應“外患”，先尋求自保解決“內憂”。3月26日，中國國民黨主席補選，洪秀柱以56.16%得票率順利當選黨主席，成為國民黨歷史上首位女性黨主席。但是從其當選後國民黨陣營內部勢力整合來看，特別是由於洪此任黨主席的過渡性，在黨內形成團結力量仍然存在頗多困難。洪秀柱領導的國民黨與國民黨內大佬派系、與“立法院”黨籍立委、與基層地方組織力量等之間還存在諸多內部矛盾與鬥爭。一年後，2017年8月還將面臨國民黨主席的正式改選，2018年將面臨再一次的地方縣市長選舉。形勢如此緊迫，如何在保存國民黨實力、盡速恢復發展以及處理好與黨外政團的聯盟，將直接關係到如何制衡民進黨在議題上的操控，並對民進黨實施清算起到鉗制作用。
（二）新出現的時代力量是一股新興且不穩定的勢力，實力小卻聲音大，社會曝光度高，是民進黨的重要側翼。兩黨以合作為主，但存在利益衝突且已經顯露
從這次“立委”選舉的選票看，選民“分裂投票”嚴重，共16個小黨獲得353萬張政黨票，這反映出當前台灣社會對兩大黨的疲憊與反感，也為第三勢力的因應、出現提供了市場與成長空間。因此，源自於台灣社會變化劇烈、島內兩大政黨競爭白熱化，憑藉“太陽花學運”背景、成立不到一年迅速崛起的“時代力量”，其許多成員成為學運和社運明星，與民進黨暗助有關。在區域“立委”選舉期間，民進黨讓出幾個選區，未派出候選人參與競爭，並傾力支持“時代力量”。最終，“時代力量”在選舉中取得74萬票在“立法院”佔到5個席次，一躍成為“立法院”第三大黨，打破了台灣傳統的兩大黨格局。時代力量的出現，雖然實力小卻聲音大，社會曝光度高，給台灣政黨政治運作，增加了新的複雜因素。在意識形態上時代力量是民進黨的主要政治盟友，但正因為時代力量與民進黨都是位於台灣社會政治光譜的左端，在形象上的重疊性較高，所能起到的疊加效應不大；相反因為時代力量屬於獨立特行的“新獨派”，其定位也並非僅僅是民進黨的跟班，且自認為在當前台灣社會反感兩黨惡鬥的民意支持下，對於時代力量的壯大還存在一定的發展空間。因此，其將會在各種議題上持續、高頻率的發聲，特別是涉及兩岸的敏感性議題，通過增加社會曝光度來爭奪民意和監督執政，這已經對蔡英文所需要扮演的“維持現狀”角色產生一定的干擾作用。
實際上，在民意爭奪上，時代力量與民進黨之間的利益衝突在“立委”選舉時已經顯露。從這次新竹市“立委”選舉邱顯智與柯建銘對決，即表現了“時代力量”與民進黨的利益衝突下，在面對與自己“盟友”的政治權利鬥爭方面，是堅持自己的立場和決心，而不是以民進黨馬首是瞻。選後，自“立法院”完成交接以來，時代力量對自身定位為“監督執政者”，想要通過“黨小權位重”的權利參與，來建立自己獨立於民進黨的主體性，體現自己標榜的進步性，這必然給蔡英文執政後希望的的絕對權力運作下帶來衝突。例如，在《總統、副總統交接條例草案》中提出，在“立法院”之下，設立正副“總統”交接監督委員會，透過立法權去監督制衡行政權，除了處理交接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問題，有監督政權交接的機關，在政權交接期間去履行正副“總統”交接條例的內容。以及在交接期間，行政機關所頒佈的行政命令，必須送交“立法院”設立的“總統”“副總統”交接監督委員會，來加以審查，避免即將卸任的行政部門，在新舊政權的過渡期間當中，借由行政命令的頒佈，來推行具有重大爭議性的政策。重大爭議性的政策必須由“國會”加以監督審查。這些條例的提出也正是基於“時代力量”定位為民意選票投出的“監督者”角色，在國會中發揮實質作用，來積極監督執政者。這是“時代力量”想要在國會站穩腳跟，以此塑造成為一個有生命力、有主體性的政黨。
由於這次選後，台聯黨退出了“立法院”舞台，並隨時有解散的可能，但是時代力量的“遞補”，在兩岸關係的立場上仍然是台聯黨年輕力量的延續。因此，時代力量將會著重在涉及兩岸的敏感性議題上扮足“激進台獨”的角色，穩固其吸納深綠選票及影響力塑造。在3月31日曝光的民進黨團版《兩岸訂定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其中列入了“自動生效”條款：條文規範逾期未完成審查視為同意。時代力量“立委”徐永明第二天明確表示“千萬不可！”，並將“自動生效”條款曝光，視為“放水條款”。這之後，民進黨便緊急轉彎，取消了“自動生效”條款，改以“徑付院會議決”取代之。可以看出，時代力量自詡為“從改革的全民利益出發”，希望解決“國會”改革中的黑箱運作和暴力迴圈等問政頑疾，這必將對執政民進黨的絕對權力運作時刻羈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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