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價值、利益與代表：台灣社會與民意的變與不變” 作者：巫永平（北京），清華大學台灣研究院副院長、教授
•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都出現了看似意外其實正常的結果，原因都在於出現了價值與利益的脫節。
•民進黨主攻社會價值，把國民黨塑造成一個圖利資本家和權貴、不顧中下層民眾尤其是年輕人利益的政黨。結果表明，民進黨的這一策略成功了。
•由於曾經許諾的利益無法兌現，蔡英文採取的策略是主攻價值，重點放在公平正義問題上。這個問題在很大程度上被表述成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的威權遺產成為轉型正義的主要內容。
•對於40%的中間選民，在發現無人可以維護自身利益後，又要在失望之後開始尋找代言人。這種尋找利益代表的需求永遠不會消失。這是未來幾年觀察台灣政治最重要、也是最不確定的社會思潮和民意動向。這才是討論郭台銘是否應該在2020年出來參選的邏輯基礎和意義所在。
價值與利益既是選民決定政黨支持，也是政黨獲得選民支持的兩個決定因素。傳統上，政黨要通過代表特定選民的價值和維護他們的利益以獲得支持。一般情況下，價值和利益是統一的。但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顛覆了這一傳統。在這兩次投票中，價值與利益脫節，利益壓倒價值成為決定選舉結果的決定性因素。這一現象其實也正在台灣發生，並有可能繼續演變。這是我們觀察台灣社會和民意變化的主要指標。
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
結果說明了什麼
傳統上，工黨代表英國勞工階層和其他下層民眾。由於工黨代表了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維護勞工利益，工人階層和其他下層民眾支持工黨。但在這次公投前，這些選民發現，工黨所支持的多元、開放、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價值並不符合自己的利益。製造業外移帶走了工作，大量湧進的移民又搶去了本來就減少了的工作。全球化給高學歷、高技能人群帶來利益的同時，損害了他們這些低學歷、低技能人群的利益。他們發現自己被人遺忘，已經沒有人能夠維護自己的利益，因而出現了代表缺失。包括保守黨在內的一些政客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遂以這部分選民代言人的身份出現，在脫歐公投的競選中極力主張英國退出歐盟，極力遊說選民支持英國脫歐。他們及時填補了缺失的代表位置。結果這部分選民選擇了脫歐，使脫歐公投通過。公投之後，人們發現這一民意潮流，保守黨立馬調整立場，表示尊重人民的選擇。在2016年11月召開的保守黨全國大會上，英國首相和保守黨主席特蕾莎．梅在嘲笑工党不能代表工人利益後理直氣壯地說，我們才是工黨。
英國發生的保守黨去代表工人利益這種跨界代表的現象，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再次上演。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白人藍領工人發現本應代表他們價值和維護他們利益的民主黨所支持的自由、平等、開放、多元、全球化的價值損害了自己的利益，他們已被政治人物遺忘，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了代言人。在這個時候，特朗普站出來說，“我來保護你們的利益。”選舉期間，特朗普所提出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貿易、反移民的一系列讓精英階層側目的反主流價值觀的主張，恰恰都說到了白人男性藍領選民的心坎上。也就是說，他瞭解這部分選民的需求和心理，牢牢抓住了他們的心。儘管他的當選讓世界各國的主流人士大跌眼鏡，其實是合乎邏輯的。
英國脫歐公投和美國總統選舉都出現了看似意外其實正常的結果，原因都在於出現了價值與利益的脫節。傳統上，英美兩國的工黨和民主黨分別獲得各自國家工人和下層民眾的支持是因為兩黨在價值和利益上都能代表他們，雙方在價值和利益上是一致的。但全球化改變了這一切。當高技能人士成為全球化受益者的時候，工人和其他下層民眾成為受害者。在失去工作機會面前，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與排除外來移民、反對自由貿易的狹隘立場之間，這些選民寧可選擇後者。敏銳而有野心的政治人物看到了這一點並抓住這一心理，並投其所好，進一步進行極端化的煽動，就能夠獲得這部分選民的支持。這就是兩個國家今年民粹主義的社會經濟背景。這背後反映的是全球化導致階級政治變化的事實。傳統的階級政治在全球化衝擊下出現了勞工和其他中下層階級與代表他們的政黨之間的關係發生改變，出現了代表缺失，導致本不應代表他們的政治勢力出來爭奪這部分選民。於是發生了保守黨成為工人階級的代表，億萬富翁成為藍領工人的代表這樣顛覆傳統認知的事情，出現了跨界代表的現象。按照傳統政治學標準，這是一種代表錯亂。
更為重要的是，這種有違傳統認知的現象不僅僅發生在英國和美國，也發生在其他地方。這是一種新的政治現象。各國精英和主流媒體對英國脫歐公投的判斷錯誤和對特朗普當選的錯愕，就是沒有看到這種新的政治變化。理解這種變化的關鍵在於要從支持脫歐和支持特朗普的這部分選民的視角來看問題，從被邊緣化和受害者的角度看問題，而不是從受益者和贏家的角度看問題。
從這個角度就能更好地理解台灣這三年發生的變化和正在發生的變化，也有助於預測在未來幾年可能發生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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