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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旅行法》是中美關係從博弈到對抗的節點 |
中評社╱題：《台灣旅行法》之後的中美關係和兩岸時局 作者：黃閩（北京），法律出版社前社長、海峽兩岸法學交流促進會副理事長
《台灣旅行法》出台後，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均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複雜嚴峻局面，實現祖國和平統一大業也面臨新的挑戰和機遇。冷靜客觀科學分析中美關係和兩岸關係的時局，凝聚處理中美關係和解決台灣問題若干重大問題的共識，調整策略舉措，改變和重塑台灣的政治生態，才能克難前行，持續推動和平統一進程。
一、《台灣旅行法》是中美關係從博弈到對抗的節點
（一）一張政治精算的“好牌”。
美國出台《台灣旅行法》，在美國政客看來是打了一張好牌，符合美國國家利益特別是戰略利益。一是美國以立法形式，強化、固化美台關係，又保持對“一中政策”沒有太大衝擊。美國前助理國務卿坎貝爾聲稱，美國將繼續與台灣保持“強勁的非官方關係”。美國政府會繼續敦促兩岸保持經濟和政治接觸，也會繼續敦促雙方保持克制。葛來儀甚至說，《台灣旅行法》與中美之間三個公報沒有關係，坎貝爾也表示，他不覺得美中關係在惡化，而是覺得在這個非常複雜微妙的時刻，雙方都需要謹慎、耐心與關心，自己對美中關係並不感到悲觀。
二是美國政客的政治精算，以為《台灣旅行法》操之在我，可進可退，進可找中國麻煩，退可通過個案控制風險。
三是《台灣旅行法》濃厚的政治挑釁意味。該法第二條，第（5）項“美國內閣成員及其他高級別官員對某個國家（country）的訪問是美國與該國之聯繫深廣度的檢驗指標”，赤裸裸地以“國家往來”的闡述，把對台灣的訪問，以至於所謂“美台關係”置於國家關係的層面。
（二）《台灣旅行法》顛覆了“一中政策”，是惡法。
《台灣旅行法》本質是《美台交往法》。美國政客很不厚道，內容是《美台交往法》卻用《台灣旅行法》之名。該法從根本上動搖了美中關係的政治基礎，提升了美台的實質關係。美方所謂堅持“一中政策”，與台灣保持“非官方關係”，已經沒有實際內涵，只是一件外衣、一個說法。台美政治人物若依《台灣旅行法》，以職務身份往來，形成了台美雙方沒有外交關係的準外交關係。如若訪問中簽署相關協議，一個中國原則將被顛覆，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格局被美國認可，中美關係、兩岸關係都面臨攤牌和顛覆。如果說《與台灣關係法》的出台，以歷史背景而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美國建立外交關係之前，“中華民國”是作為中國的代表，與美國具有外交關係，《與台灣關係法》還有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特徵；而《台灣旅行法》則是在美國與台灣斷交、廢約、撤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近40年後，完全違背兩國建交精神和國際關係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部事務，踐踏中國歷屆政府所有的外交誠意和努力，以國內法處理國家關係的惡法。在兩岸關係複雜敏感時期，挑戰中美關係底線，其惡劣程度不亞於《與台灣關係法》。
（三）《台灣旅行法》凸顯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主流。
美國是奉行實用主義的國家，立法的工具主義典範。大陸對美要看清整個美國政界（國會政府）對華政策的主流：以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劃線、以扼制為主；在利益和實力考量之下，以美國優先的所謂“合作”為輔；在特殊時期，可能從博弈到對抗、從對抗到衝突、從局部衝突到全面衝突。這是二戰以來，中美大國關係中，以美國為主導的對華政策的主旋律，也是中美大國關係的歷史宿命和必須面對的嚴酷現實。中國學界素有美國是最為友華國家的認識，但近代中美關係卻看不出這種“友華”的史實支撐。二次大戰的同盟國關係，同樣是在美國利益優先之下的合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中美關係，基本上是負面的。兩國建交後，在避免大國衝突的思維之下，對美關係，中國歷來是心懷誠意、善意和富有建設性的一方，美國則是敵意和挑釁持續不斷的另一方。
（四）《台灣旅行法》出台，是中美關係從博弈到對抗衝突的重要節點。
中美關係壞到了什麼程度？在《台灣旅行法》出台前，有必要提到令大陸作出嚴厲的“武統”反應的“國防授權法案”。“國防授權法案”的本質要害，在於不排除美國可以根據自身和遏制中國大陸的需要，將軍事力量，以所謂互訪和補給的方式重新部署到台灣。中美關係從貿易制裁、政治衝突到軍事對抗，可謂岌岌可危。
雙方關係除以利益為考量的經貿關係之外，其他大多是負資產。一是，美國在南海、東海、台海全面遏制中國，兩國政治互信的基礎已經嚴重受損，互利合作概率大大降低；二是美台從所謂價值觀同盟到軍事和針對大陸的防務同盟，美國觸動挑釁中國和平統一的核心利益，粗暴干涉中國國家主權，與中國為敵。
《台灣旅行法》與國防授權法案一道，增大了中美軍事衝突危險性。特朗普是中美關係正常化以來，歷屆美國總統在最短任期內，在政治和法律層面，以先前國防授權法案、之後的《台灣旅行法》簽署，成為中美關係的最大破壞者、最大攪局者與麻煩製造者。如果美國悍然“依法”做出令中國政府沒有退路的事，中美關係將迅速從對抗轉入敵對關係。《台灣旅行法》出台，是中美關係從博弈到對抗衝突的節點。
（五）《台灣旅行法》 是雙刃劍。
事情總是兩面的，美國炮製《台灣旅行法》在政治層面把事情做絕，表明美國對中國實力增長的焦慮，也說明中國的實力成長迫使美國提前攤牌，美國可以給中國製造麻煩的牌已不多了。美國的所謂好牌，只是一廂情願，最終必然傷及自身。其一，美國國會及特朗普政府將為其政治魯莽付出更大代價。中國人民將更加認清美國政客嘴臉，中國政府、人民在對美“誠意外交”破功之後，丟掉幻想，將會選擇更加務實的對美策略和兩岸政策，在對台鬥爭方面将投入更多資源，加快台灣問題的解決。其二是危險可能帶來轉機。受到美國鼓勵的蔡政府、特別是極獨勢力，可能暴沖踩線，挑起事端，給美國政府和兩岸關係帶來危險，製造更大麻煩，但也為大陸國家統一開啟機會之窗。
二、《台灣旅行法》出台後的台海局势辨析
（一）正確判斷台海時局的若干視角。
在對台大政方針、基本政策穩定的前提下，正確判斷台海時局，是大陸堅持推動國家統一進程、在不同時期制定正確對台工作策略舉措的基礎。
正確判斷台灣時局，關鍵要對和平統一的可能性是否完全喪失作出回答。回答這一重大問題，靜態的、情感的、單純的政策表述和推理，都不能對台灣時局作出正確的判斷，而需要用動態的、多維的辯證視角作出研判。筆者以為，要從動態的、分裂與反分裂的“鬥爭態勢”上作出科學的判斷。所謂鬥爭態勢，除了台灣島內的政治生態外，大陸要從６個方面作出分析與評估：一是以習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解決台灣問題的政策目標；二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陸對台政策效能的檢視；三是大陸解決台灣問題的綜合實力；四是影響台海問題最終解決的國際因素變化；五是大陸採取“主動”、“主導”的“先手棋”和善後的“收官”的準備；六是對兩岸關係發展規律理性深刻的前瞻把握。
（二）《台灣旅行法》出台是中美關係乃至兩岸關係的重大事變。
《台灣旅行法》出台之後，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已經動搖。先前的國防授權法案、《台灣旅行法》，已經構成了《反分裂國家法》第八條指稱的，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安全的事變。這是在中美關係的未來，美國製造一系列事變的法律基礎，也是台灣島內台獨勢力策應美國共同製造台獨分裂事變的淵源，這是聯合國一個常任理事國，一個唯一超級大國，對另一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世界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以國內法的形式損害其主權利益，干涉其內部事務，這在國際關係中是絕無僅有的。所以《台灣旅行法》的生效本身也是事變。
（三）台獨勢力進入空前活躍期。
《台灣旅行法》對台獨勢力是極大鼓舞和支持，在政治上對台灣極大支持與肯定，肯定台灣價值民主制度，煽動台灣的民粹主義，鼓勵台獨勢力。對蔡英文當局和台獨勢力是強心劑，也給台灣民眾傳遞了堅守所謂“台灣價值”（民主燈塔和台灣價值）的嘉許，鼓勵和支持台灣的民粹主義，肯定台灣的分離意識，為兩岸的社會融合製造意識形態障礙。當前民進黨和台獨勢力，已經顯示空前的瘋狂，特別是最近一個時期，台灣行政部門負責人賴清德對美一系列舉動心領神會，發表了挑釁意味濃厚的一系列台獨言論，公然挑戰衝撞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時代力量公然與“港獨”聯手“製獨播獨”。刁鑽的特朗普，在歷屆美國政府中，是中美國家關係的最大破壞者，也是玩弄台灣於股掌、置台灣於更加危險境地的投機冒險者。
中國國民黨在陳水扁倒台之後執政八年，一盤好棋下得滿盤皆輸。國民黨執政，統一的困難大於民進黨。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判斷？其背後邏輯是：既便2020選舉國民黨重新執政，和平統一可能性也不大。
台灣的中國國民黨和民進黨異曲同工。作出這樣判斷是因為國民黨和民進黨一樣，兩黨在“不統”上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前者暗獨，在“一中各表”的保護之下搞“實獨”，後者明獨，公開搞法理台獨，兩岸一邊一國。中國國民黨的政客們，深知將“一中各表”作為政策主張，以“反對台獨”作幌子，現階段大陸意在搞反獨統一戰線，與國民黨決裂，尚下不了決心；但國民黨卻同樣抵制“統戰”。中國國民黨在反對統一立場上與民進黨異曲同工，這是因為兩黨深知“不統”符合台灣現狀及多數民眾的願望，又與美國的《與台灣關係法》，以及特朗普及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的當前運作（不統不武實獨）高度契合。在不統的問題上，國民黨狡滑，民進黨魯莽，前者欺騙性更大，對大陸的設防和長期挑戰大於民進黨。
（四）清醒認識台灣問題的多重危機。
一是大陸要有更深的危機意識。台灣問題的危機，存在兩岸之中。對大陸而言，承擔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顯而易見，兩岸的長期對峙，消耗了國家和民族的巨大資源，國際反華勢力遏制中國發展的“台灣牌”永遠不會放下，中華民族的歷史傷口永遠不能癒合，台灣問題懸而未決，就沒有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二是正在沉淪的台灣需要救贖。對兩岸負責，才是對全民族負責，救贖台灣已經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責任。民進黨深陷“台獨”不能自拔，以武拒統，試圖不斷擴大國際空間，其核心層堅持推動“台獨”目標冥頑不化，在其執政的格局之下，兩岸已經形成嚴重的戰略對抗。台灣社會呈現結構性對抗。倡言本土化是一種自保性思維，極易演變為排斥性、抵禦性、對抗性思維。台灣的政治運作已經嚴重扭曲，民粹毒素侵入民眾骨髄，政治辨識力喪失，“立法”肆意干預行政，政黨和民眾互為綁架，新世代在“太陽花運動”中表現出的極端顛狂，政治人物和媒體無知的追捧，強化了年輕一代的民粹主義，一些政治人物居然不知台灣危矣，極為短視。台灣步入狹隘封閉對抗的泥淖，全民對抗、全社會對抗；對外對抗大陸，對內藍綠兩黨對抗、民意機構對抗政府、南北對抗、新世代對抗老世代、極端民粹事件不斷上演，本土化正在消蝕台灣的機會、透支台灣資源。在沾沾自喜的所謂本土化主體意識中，台灣正在變得無可救藥、整體沉淪、漸行漸遠、深陷泥淖。全局性的政治策略錯誤，社會政治生態整體性扭曲，全民苟且（美其名“小確幸”），邊緣化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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