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1916年至1920年間，台灣尚淪於日人之手。其時，台灣的國語（白話）普及水平很低，台灣作家的主要寫作用語是文言文和日文，用國語（白話）寫作的作家作品相當稀缺。既然如此，怎麼能夠說“改古文為白話”的運動“幾乎完全成功”呢？在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改古文為白話”的目標是在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實現的。1945年去1916年恰是30年，恰是胡適1916年預期的“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上限。
其二、“改古文為白話”並非“我”和“我們”幾個文學家在“短短的四年時間裡”完成的。離開了語言學家長期推動國語運動的工作，“我”和“我們”不可能一時奏功。光復初期台灣的文學也是得到國語運動的有力配合，才實現了“改古文為白話”的目標。
唐德剛和胡適都是“百科全書”式的學術大師，他們合作的口述史學術經典仍然不免被發現硬傷。
學術乃天下公器。口述史的硬道理要求盡可能不發生硬傷，同時要求盡可能發現硬傷。
李友邦的軍階問題
台灣“中央研究院”許雪姬等教授的口述史成果頗豐，對學界獻益良多。在許雪姬等教授採訪的《李嚴秀峰訪問記錄》裡，我發現報告人李嚴秀峰稱其丈夫、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的軍階為“中將”。
可是台灣光復初期，李友邦同先後返回台灣的連震東、丘念台、張邦傑、劉啟光、李萬居等都是台籍少將，李友邦返台時的軍裝照也說明其軍階為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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