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嚴秀峰是一位令人敬重的老人，1995年，我有幸與其相識，相信她的說法事出有因，其來有自。
想要了解這個問題，還要讓我從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張士德上校說起。
李純青《台北散記》（1945年12月20日刊於重慶《大公報》）記：“第一批去台灣的有三個人，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中美合作所黃昭明、三民主義青年團張士德。他們九月一日到達台北。”
據我所見檔案，張士德原名張克敏，台灣台中人。曾任福建省保安五團副團長。1936年8月因瀆職罪獲刑5年，褫奪公權3年，囚於沙縣軍人監獄。刑滿後以“台籍嫌疑並據報有漢奸行為”在監“繼續執行感化”。經由台灣義勇隊總隊長李友邦營救出獄後，任台灣義勇隊副總隊長，軍階為上校。張士德到台灣後相當活躍。其最重要的活動是，以“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直屬台灣區團部籌備處幹事”的名義，迅速開展吸收三青團員、組建三青團機構和任命三青團幹部的作業，所以李純青稱他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張士德”。另一方面，由於張士德的軍階為“上校”，相當於當時台灣民間熟悉的日軍軍銜之“大佐”，所以又稱“張大佐”。本會（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前副會長鄭堅的口述歷史裡有“張大佐”四處演講的情節。
二戰時期，日軍的師團參謀長主要由大佐擔任，是師團長（中將）的主要助手，其重要性相當甚至高於旅團長（少將），所以“大佐”也被視為將官，如昭和十六年（1941）版的《陸海軍將官人事總覽》將師團參謀長（大佐）列為將官，是將官的最低一級，少將則是將官的第二級。
以此與“國軍”的軍階相比對換算，張士德的軍階為上校稱“大佐”，李友邦的軍階是少將，是“將官的第二級”，自然有李友邦是中將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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