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彼岸的金融風暴引發了美聯儲推動的“美元海嘯”，越過中國薄弱的金融防線，中國正在成為美元的主要“洩洪區”。
全球美元進入中國所引發的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投放以及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外在表現為貨幣超發的種種現象，內在實質則屬於國際美元資本稀釋人民幣的購買力，轉移了中國的儲蓄財富。
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的下調讓全球資本市場“六月飛雪”。中國以美元為主要資產的龐大外儲大幅縮水已無可避免，這成為一時焦點。其實，這只是硬幣的一面，還不是最大的風險。
當下，我國貨幣政策再次面臨著類似於2008年進退維谷的困境：如果繼續實施緊縮貨幣政策，則導致大批企業資金鏈斷裂、中小企業破產、失業率上升；如果不再提高存款準備金率，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而每月需要被動地投放3700億元左右基礎貨幣，則導致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如果使用加息政策替代存款準備金率工具，隨著國內利率大幅高於美國日本等國的基礎利率，則導致熱錢進一步大舉進入中國套利，而中國面臨的基礎貨幣投放壓力和通貨膨脹壓力變得更大。2010年6月以來的人民幣升值政策和提高存款準備金率政策並沒有帶來抑制通脹的明顯效果，但經濟滑坡跡象已經出現。
從人民幣升值到存款準備金率上升的因果鏈條
當前的貨幣政策困境在2005年之前是不存在的。2005年後，美國政府和國際資本實質上掌握了決定人民幣匯率波動方向的貨幣定價權，進而導致美元綁架了人民幣。美國政府及其背後的國際資本主導的人民幣升值和升值預期吸引了全球資本湧入中國，造成外匯儲備急劇上升，同時造成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量驟增，央行被迫動用存款準備金和央票等對衝手段凍結銀行貸款資金回收人民幣，國內企業的正常貸款需求和正常經營難以為繼；央行回收人民幣資金造成國內貨幣供應緊缺，導致民間貸款利率飈升，人民幣與美元之間的利差進一步擴大，進而吸引外資更大規模地流入，形成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在此，一條足以導致中國經濟呼吸困難的鎖鏈形成了。
匯率是貨幣的價格。貨幣價格的定價權體現著主權國家之間的博弈，有時也體現著主權國家與市場力量的博弈。在“匯改”之後，人民幣的價格走勢基本是“單向升值”“匯改”後的7年是人民幣升值的7年，人民幣由“匯改”前1美元兌8.11人民幣，升值到目前1美元兌6 .47元人民幣。事實上，是美國政府和國會的壓力決定著人民幣的價格走勢和升值節奏，一定程度上，中國的貨幣定價權旁落了。
目前世界金融市場每天的交易量高達1.5萬億美元，其中跟商品和服務有關的交易量占不到5%，而單純靠匯率波動和利率差別謀求暴利的高達95%以上。一旦控制了中國貨幣的定價權，美元的套利機器便迅速地運轉起來，全球美元資金開始圍獵中國的儲蓄財富。人民幣匯率問題成為中美經濟戰略對話的主要議題。全球美元進入中國所引發的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投放以及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外在表現為貨幣超發的種種現象，內在實質則屬於國際美元資本稀釋人民幣的購買力，轉移了中國的儲蓄財富。
“匯改”之後隨著全球美元資金的持續大量湧入，引發了人民幣基礎貨幣的被動投放。目前，在央行投放市場的新增貨幣供應量中，因外匯儲備增加而投放的貨幣量占到80%以上的權重。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美元儲備增量已經決定了央行的新增貨幣投放量，即，美國通過掌控人民幣定價權，進一步操縱了人民幣發行權。由此可見，淹沒中國的“美元海嘯”是中國通脹的根源。
根據央行公布的數據，今年前5個月新增外匯占款就超過1 .4萬億元人民幣，截至今年5月末，外匯占款總規模已達24 .39萬億元人民幣。外匯占款規模與廣義貨幣M 2的比例超過了32.52%，遠超過10%的合理界限，比10%的合理比例高出二倍以上。從這個角度看，作為中國金融主權最核心內容的貨幣發行權或貨幣主權已經喪失。這正是美元貨幣政策在中國有效而人民幣貨幣政策在中國失效之根源所在。
為了應對國內經濟危機，2009年度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保持在15.5%，人民幣也停止了升值。2010年1月再度開始提高存款準備金率。伴隨著“二次匯改”（“匯改”即升值）和外匯儲備增加，2010年全年六次“提准”。至12月份，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達到18.5%。進入2011年度，央行“提准”的頻率是每月一次，至6月20日，大型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提高到21.5%。
據估算，在綜合考慮央票、財政存款以及準備金率的影響之後，銀行系統存款總額中約29.7%已被凍結。（詳見高盛高華研究報告《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凍結資金占比略高於歷史均值》）這種調控方式和調控力度在世界多數國家經濟體中都是難以想象的（美國銀行體系整體準備金率為1%，歐元區為2%，澳大利亞和加拿大為0%），但是，這卻構成了中國經濟最嚴峻的現實。這一貨幣政策的後果是：據南方媒體報道，商業銀行沒有貸款額度，民間利率飈升至年息30%以上，過橋貸款年化利率最高180%；大批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出現資金運轉困難，部分企業停產或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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