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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與大陸不能建立信任關係的根本癥結在“台獨” |
中評社╱題：台灣主要政黨應如何與大陸建立及深化互信，作者：徐青（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副研究員
‧民進黨應該深入研究中國（包括大陸與台灣，下同）的歷史，確立客觀的新史觀，並在新史觀確立的過程中，從根源上反省對大陸的感情和心態，反省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關係。新史觀的建立才是民進黨開啟兩岸關係的一把金鑰匙。
‧如果民進黨以其實際行動認同並支持兩岸和平發展的道路，並以這樣的方向和誠意建構新的政策並引領台灣人民，而不是仍然以強化“台獨意識”來綁架台灣人民對台灣前途的選擇、對大陸只停留在策略操作而不能展現真正的誠意，大陸人民一定會給予民進黨及其領袖們應有的理解和尊重。“台灣的尼克松”不是沒有可能在兩岸融合的歷史中出現的。
‧國民黨忽略了，“中華民國”與大陸在國際上的“代表主權”之爭，與“務實台獨”的操作也許只有一線之隔，稍不注意則會不知不覺地走向“兩個國家”的分裂之路！
‧國民黨如何才能讓大陸真正對他有信任，有信心呢？筆者認為，國民黨要讓大陸看到它有能力遏制“台獨”因素的影響，這包括民進黨“務實台獨”的影響和“中華民國”中不可避免地蘊含著的“兩國”意識。
‧“擱置爭議”是國民黨與大陸建立互信的第一步，走向更積極作為的“化獨漸統”才是深化國民黨與大陸間的互信、建立起兩岸長遠利益共同體的根本途徑。
2010年10月上旬，筆者隨學術訪問團赴台交流參訪，通過對國、民兩黨人士的溝通交流，筆者更深層的體悟到，兩岸關係要有進展，必須通過交流建立基本互信。其中，就國、民兩黨與大陸的交往來說，“台獨”因素以不同的程度和形態存在並干擾著兩岸互信的建立與深化，在民進黨與大陸的交往中，“台獨”問題成為雙方建立互信的最大阻礙。而國民黨如果不正視自身路線與“台獨”路線的明確區隔，則難以教育並引領民眾擺脫“台獨”影響，深化兩岸互信。
民進黨只有突破“台獨”束縛才能與大陸建立基本互信關係
這次在台期間，筆者隨參訪團拜會了民進黨的“新台灣國策智庫”，有機會與民進黨人士當面交流。回京後，筆者閱讀了隸屬於民進黨精英階層、1960年代出生、曾是陳水扁幕僚的劉世忠先生的著作《歷史的糾結－－台美關係的戰略合作與分歧（2000-2008）》。這本書被認為是民進黨下台後僅見的對陳水扁8年執政的兩本反省力作之一。我們在“新台灣國策智庫”座談時，劉世忠也是主談人之一。
劉世忠在座談會上的發言及其著作中，對有關民進黨與大陸交往的反思，主要包括：
其一，認為大陸不瞭解民進黨及其各世代領袖的特質。他說，從“律師世代”開始，民進黨的領導人就都很務實。他以陳水扁為例，“從消極面說，陳水扁是搖擺不定，從積極面看，他很務實，當然務實不是說放棄原則，而是有彈性”。對此，在“新台灣國策智庫”的座談會上，與會的民進黨人士也特別提到，“民進黨的《台灣前途決議文》就是陳水扁的功勞”，也指出“律師世代是‘拉下國民黨派’，之前世代是‘台獨派’”。
其二，正因為陳水扁務實，所以還原民進黨8年執政的歷史，可以看到，執政過程中，陳水扁有許多說服內部“基本教義派”、帶領民進黨轉型、希望兩岸路線往“中間路線”走的做法。劉世忠在書中列舉陳水扁執政初期對大陸釋放的善意，包括：（1）2000年“就職演說”中提出，“接受兩岸源自於相同的血緣、文化和歷史背景”；“鋪陳了未來兩岸在1992年‘香港會談’基礎上重啟兩岸對話的伏筆與期待，甚至以不排除共同討論‘未來一個中國’，以乞求北京的接受”；拋出“四不一沒有”。（2）2000年6月在一場接見美方學者訪問團時不經意地說出“可以接受‘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識’”；（3）想恢復李登輝時代的“國家統一委員會”，並兼任“國統會”主委；（4）2000年10月發動修改民進黨黨綱，將《台灣前途決議文》效力視同黨綱，甚至高於黨綱；（5）2001年在“元旦談話”中拋出“政治統和論”，引用“兩岸同處一個屋簷下”的說法，呼籲兩岸先求文化、經貿的統合進而尋求“政治統合”的可能性；（6）2001年5月“就職周年”前夕，在金門大膽島發表“大膽談話”，宣佈下一階段的善意舉措，包括以擴大“小三通”做為未來實現“大三通”以及兩岸經貿關係、兩岸關係正常化的開端；邀請大陸領導人喝茶；將派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率團訪問大陸等；（7）以2001年“經發會”共識－－“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為兩岸政策主軸。
其三，大陸對陳水扁的善意不回應、島內選舉因素是陳水扁政策轉向“台獨”路線的兩個主要原因。劉世忠說，“2000年陳水扁剛執政時試著與大陸對話，向對岸釋放了善意，不管這個善意是真是假，需要多少時間觀察，但畢竟這是個善意，這是相當不容易的。”但是“他的善意沒有得到回應，加上選舉因素，他的政策有了調整。這在大陸看來，陳水扁是搖擺的，不可信的”。
就以上三點，劉世忠總結說，“未來如果民進黨再執政，其兩岸政策如何更務實、更理性，必須要首先解決這個認知跟信任的問題”；“從歷史的角度解讀這個（民進黨執政）過程，可能會發現，民進黨執政走到最後這樣，不全然是民進黨的錯，如果大陸能多多瞭解民進黨的發展，瞭解民進黨不同世代領導人的思維與做法，或許大陸會有對陳水扁善意的回應”。他在書中也發問：“如果中國適時回應陳水扁的善意，兩岸關係是否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轉折？”並呼籲，“北京領導更應重新檢視這段時間與陳水扁和民進黨交手的經驗作為日後的參考”。
筆者認為，從雙方互信的角度上講，大陸對陳水扁的“聽其言、觀其行”已經是當時能做出的對陳水扁當局的最大善意了。因為作為出身於以“台灣獨立建國”為黨綱之民進黨的陳水扁，不管其自身的“台獨”理念有多少，都明確地貼著“台獨黨”的標籤。其對大陸釋放的善意甚或如劉世忠書中所定性為的“去台獨化的作為”，大陸的確需要時間來觀察和甄別。何況陳水扁釋放的口頭善意在在觸及高度核心的兩岸政治分歧。如果陳水扁以為這樣的口頭善意足以換回大陸領導人的實際舉動，亦即劉世忠書中所講的期待立即能得到與大陸“高層對話或見面”的結果，在2001年10月還運作派遣密使赴北京，希望商談他親自出席亞太經合會非正式領袖會議，那就太過天真與急躁了。筆者認為，其過於天真與急躁的根本原因就是只著眼於“一己之私”，亦即只急於尋求自己頭上耀眼的歷史光環（劉世忠書中也透露，陳水扁或是要追求“台灣的尼克松”的角色，或是想充當“台灣主體意識的奠基人”），並沒有真正看明白、想清楚兩岸關係到底應該如何走才最符合兩岸人民的根本利益與福祉，自己也就沒有一以貫之的原則與立場。而在大陸高度警惕“台獨”分裂勢力的情況下，在雙方瞭解不夠、溝通不暢、尚未建立起基本信任的時候，那些具有高度政治性的舉動，即使出於善意，也難有立即的交集，有時反而甚至會加深對方的疑慮。何況這些善意，有的立即被陳水扁的執政團隊否定，更多的則在選舉利益考慮以及陳水扁自身性格的作用下，急速翻轉，“政治統合”變成了“一邊一國”、“正名制憲”，“積極開放，有效管理”翻轉為“積極管理，有效開放”，“兼任國統會主委”變成了“廢統”，“新中間路線”翻轉成為“法理台獨”的“台獨基本教義路線”。這樣的反差也太讓外界瞠目了，反而證明了大陸對陳水扁的不信任是非常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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