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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英九在兩岸關係上大幅修正了陳水扁的冒進路綫，但其“偏安”趨向的危害性值得關注。 |
中評社╱題：從偏安到獨台 作者：謝大寧（台灣），佛光大學中文系主任、兩岸統合學會秘書長
隨著台灣大選的腳步逐步逼近，決戰雙方的硝煙味也日漸濃烈。而就在這一場選戰過程中，也夾著所謂的辛亥百年的紀念活動，但不知道人們是否注意到了，馬政府在紀念活動中所設定的主軸，乃是“中華民國與台灣的連結”，這個主軸對台灣而言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社會化過程，因為它試圖傳達某種重要訊息，特別是由國民黨政府來傳達這樣的訊息，更凸顯了它的特殊性。但媒體對這點卻似乎毫不關切，民眾也似乎認為理所當然，這不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嗎？我們從媒體的相關討論，幾乎只聚焦在所謂的兩億元補助的事件來看，台灣社會在意識形態上某種重大的轉變真的已經在不知不覺間，輕舟便渡過萬重山了。然而我們可以從這樣的現象裡，看到台灣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嗎？
這當然不是可有可無的一個現象，而在選季中選擇了這樣的主軸，要說沒有選舉考量，那也就未免太天真了。當然你可以把這種選擇解讀為選舉語言，也就是說你可以把它當成選後就無效的語言，反正台灣的選舉就是這麼一回事，陳水扁不是可以以台獨之姿當選，選後立刻就說四不一沒有嗎？以此類推，像這種涉及意識形態的做法，為了避免在選舉期間發生傷害選情的效果，藍軍為什麼不可以比照辦理？選戰本來就不是那麼君子的一件事，兵不厭詐不是自古而然嗎？可是就算是這麼說，它也意味了某些重要的轉變。我們只要想想，連藍營的領導者都必須以如此的主軸設定，來避免“爭議”，這難道不意味著某種台灣整體“意識結構”的轉變嗎？
於是我們必須問的是，這個轉變是怎麼來的？而更重要的問題則是，如果它是一個結構的轉變，那麼它還有扳回來的機會嗎？以下我想進一步討論一下這個現象。
偏安的歷史與人性
上述這個主軸設定當然意在表達一種偏安的傾向，而且已經比偏安更進一步，甚至漸漸和獨台的論述合流了，因此我就想從歷史的偏安現象說起。
在中國的歷史上，有幾個有名的偏安政權，那就是東晉、南宋，另外如果也勉強算上，則包括明鄭在內的南明政權，也許也可以算一個吧。這幾個政權大概有一個共同的特色，他們都是被秋風掃落葉式地打敗，因而敗逃至一個相對比較富庶的地方，東晉大約延續了一百多年，如果連同南朝算上，則有超過三百年的時間。南宋則有一百多年的時間。南明如果從崇禎甲申事變算起，到鄭克塽降清，則也延續了大約五十年之久，只是多數都在流亡之中而已。
就這些政權中延續得比較久的東晉與南朝而論，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基本的特色，那就是“怯懦自保”與“逐漸本土化”，而這兩個特色間是有些因果關係的。由於西晉敗亡得極其淒慘，司馬睿在倉促之間建立了東晉政權，雖然因此保住了南渡士族的特權，但南渡的士族也幾乎嚇破了膽，根本就不敢再去想如何回家的事。世說新語裡“新亭對泣”的典故，很明顯地說明了這些士族除了偶而因為想家而哭一哭，其他了無想法的狀況。而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屬祖逖了吧！祖逖算是少數仍然心懷故土，而且想要有所作為的人，他也許看不慣了這些士族的頹唐墮落，所以要求北伐，東晉政權的袞袞諸公不知道該如何表示，又不好意思攔阻，於是乾脆准他北伐，但既不給人，也不給裝備，一切任他自生自滅，於是留下了“渡江擊楫”這麼一個悲壯的場景。
後來我們當然也看到了庾亮的想要北伐，但其實這根本只是權力鬥爭下的幌子而已，即使如此，我們也看到了那位寫蘭亭序，名垂千古的大書法家，也是東晉最重要士族——王家——代表人物的王羲之，他是如何反對北伐的。在東晉真正的兩次北伐，主要是兩個軍閥，一個是桓溫、一個是出身於北府軍——也就是曾在淝水之戰一戰成名的那支東晉唯一像樣的軍隊——劉裕，但他們當然都有藉此抓兵權的用意在。其中桓溫還算是士族出身，但劉裕就是個北方南渡的寒門子弟了。這裡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整個政權，以及做為政權骨幹的整個士族的集體怯懦。要不是當時北方胡人政權的分崩離析，也無意南渡，東晉能守住多久，實在也很難講。淝水之戰勝得如此僥倖，就足以證明一切了。
像這樣的集體怯懦，我們再一次在南宋的政權中看到。王夫之的宋論曾以極其嚴厲的口吻，痛罵了由那位泥馬渡江的宋高宗開始的南宋皇帝，他們一個個都是毫無骨氣的人，即使國家遭逢靖康之難的羞辱，也幾乎都毫無北進的打算，甚至卑詞稱臣。南明就更不用說了，除了鄭成功一度曾反攻南京，兵臨城下之外，是一點作為都沒有，即使是鄭成功，在南京城下因戰略失誤而敗陣之後，其實是“逃”往台灣的，當時甚至一度考慮要走得更遠，想東渡到菲律賓去。鄭家政權在台灣成立後，也毫無進取的打算，只希望守住一畝三分地就可以了，這當然也是一種集體怯懦的表現。
也就在這種集體的怯懦中，他們迅速開始轉認他鄉是故鄉。本來遷徙也是人世的常態，遷徙之後漸漸在幾代之後，轉認新土為故鄉，原也是人性之常，但像這種因為戰爭的失敗，所導致的大規模遷徙，並且迅速地採取了“土斷”政策，這就不免更有了另一層的意義了。特別是由於這些遷徙的族群，到了新土之後，仍然是新土的統治者，而由這些統治者迅速發動土斷，這實在不能不說乃是一種怯懦的表現。因為怯懦，所以“偏安”也不以為意，“暖風薰得遊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反正南方富庶，甚至比故鄉還好，為什麼還要想回去的事呢？就這樣，於是政權本土化的過程也就漸漸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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