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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家鄉答記者問：“爭議是鏡子，得獎是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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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評社香港10月17日電／21世紀網刊載作者思郁的文章說，2010年3月，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中，竇文濤邀請了德國漢學家、翻譯家顧彬談中國當代文學，作陪的嘉賓是文學評論家許子東。當天的節目中，他們談到了莫言的作品，因為顧彬一直批評莫言是個落後的作家，說他只會講故事，寫起小說來還像十九世紀的寫法。竇文濤隨即有些玩笑地問顧彬：一個德國的好作家一天只會寫一頁，而莫言只用了四十三天就寫出了《生死疲勞》，這個說明什麼問題？顧彬的口吻裡沒有一點玩笑的意思，認真地說：他沒辦法修改。
在莫言獲得2012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之後，再回想起這個段子，覺得顧彬真是古板的可愛。
在他的觀念裡，對莫言的看法一直沒有改變，依然是批評大於讚揚。這不，剛剛在接受德國之聲的採訪中，提到莫言，他依然把莫言當成一個暢銷小說家，一個會講“荒誕離奇故事”的小說家，一個只會用十九世紀的寫作風格寫作的小說家。當年的節目上，許子東也說，像莫言這樣的作家，無論寫什麼東西都會出版和得獎，這樣的作家共同的特點是他們的語言“缺乏節制”，一種令人眩暈的語言風格的泛濫——這不過是沒法修改的另外一種說法而已。
可想而知，莫言獲獎引起的爭議是正如任何一個中國作家獲獎都注定引發的爭議。
我們渴望持不同異見者獲獎，是想在這個沉悶的國度中發出一點真正的聲音，我們不缺乏有良知的作家，他們需要一次這樣的機會從地下走上台面；而一個體制內的中國作家獲獎，我們又會寄希望於他他能代表中國作家說出一些真話，至少能影響一些國際的注意力，讓他們關注中國作家不堪的生存境遇。從這個意義上說，各種持不同異見者的聲音，批評的不是莫言，而是隱藏在莫言身後的那個強大的體制和國家機器。
當然，各種的不滿源自不同的境遇，有人覺得莫言不夠優秀；有人覺得此次的諾獎需要的是政治正確，“給一個真正的中國作家”，而不是華裔作家；還有人覺得一個體制內的作家獲獎背離了諾獎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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