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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奧運具有歷史轉折的重要意義。 |
中評社訊╱題：北京奧運的碰撞與融合 作者：李黎明（台灣），東吳大學政治學博士、講師
二○○八年八月八日，晚間八時八分八秒，北京主辦的本屆奧運，即將開幕。奧運對中國大陸來說，不僅僅是世紀的大事，它甚至具有歷史轉折的重要意義。綜觀全球與兩岸，當下正有著一些問題，緊緊關聯著北京的奧運。因此，北京的奧運，是一個全世界、包括台海兩岸，以及台灣內部，多方面關注與匯集的一個焦點。
這些與北京奧運關聯的問題，必然將造成一定程度的衝擊。這個衝擊，有些像哈佛學者杭亭頓所說的“衝擊”（clash）。然而，杭亭頓在他“文明的衝擊：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認為，文明價值的認同日漸重要，未來新興大國反西方且偏愛自己的文化規範，西方大國主導時代的趨勢將走向終結。從這個角度來看，杭亭頓所說的衝擊，並不像一般人認為的是毀滅性的“衝突”，倒是有點像“碰撞”。
碰撞，有的時候會產生正面的意義，就像核子反應爐裡的兩個“質子”的相互碰撞而熔合，聚合成為一個新原子的過程，這種碰撞與激盪的過程，具有融合的正面意義。
奧運平台，雖然不是一座核子反應爐，但還是有它自己的運行程序與規律，產生出一定的結果。在奧運這樣的一個匯集點上，從正在發展著的具體事實來看，所有的碰撞，很可能經由接觸、匯合、激盪的過程，而冒出燦爛的火花，產生類似核子反應爐融合效果的正面意義。
對於這樣一種意義的奧運，可以從三個面向來觀察。第一個面向，它是中西交匯的碰撞與激盪。第二個面向，它是兩岸互動的碰撞與激盪。第三個面向，它是台灣內部競爭的碰撞與激盪。
中西交匯的碰撞與激盪
十九世紀中葉，近代以來第一次中西交匯的碰撞，西方挾其無可匹敵的槍砲與船艦，強行打開中國的港灣門戶。二十一世紀之初，這一次中西交匯的碰撞，西方卻是懷著某種特殊的心情與興奮，輕扣中國的紫禁宮闕。
然而，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看，即使第一次的中西交匯，也看不出來西方對中國有亡國滅種的絲毫念頭。一八六○年以及一九○○年清朝皇室兩次的逃亡，留下的記憶只是同一座皇室庭園的毀壞罷了，西方列強並沒有想到要去真正滅亡中國。個中未明朗的一個原因，可能是由於西方對古老中國的潛在戒慎心理。這個古老的中國，是建立在西方無可相比的—深蘊的文化內涵之中的。
縱然，一九四九年以來，西方在中國的意識形態、安全威脅、人權以及民主制度等價值觀方面，有著許多的批判。然而，在冷戰對峙的高峰時期，戴高樂基於中國在亞洲將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大國，以及它代表著不同於西方的東方文化之美的地位，在一九六四年率先突破西方陣營的立場與中國建交。戴高樂曾經對尼克森說過：“中國還不強大，現在就承認中國比等到中國強大起來你們被迫承認它要好”。除了這個之外，另一個更重要的理由是，法國社會普遍對中華文化的好感與嚮往。戴高樂並藉著他與尼克森的私人關係，對美國以及其他西方國家，隨後與中國的建交關係，產生了重要影響。
從美中建交以來，中、西的分歧仍存，可是也看見柯林頓將人權與美中關係脫鉤，小布希總統且在西藏事件的陰霾中，對奧運議題上的支持，以及始終強調將會應邀參加奧運的開幕式。那些曾經到過大陸的西方領袖，實在難掩其回憶錄中，浮現對中國的神祕嚮往之情，以及以與中國領導人的見面而沾沾自得。
中西之間雖然還存在著歧見，奧運也充滿了另一種形式較勁的意味。然而，中國即使會是未來崛起中的強權，但它的現況力量還不是決定性的，可是，西方寧願把任何人權等等議題，擱在一旁，似乎從更大的架構與格局上，來看待與處理中國事務的問題，願意把民族國家之間永無休止的鬥爭，轉置於一個尚有爭議的競技平台。這個情勢所致，不僅僅只是基於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假設之下，中國崛起的事實。然而，這個西方國家的共識，起碼證明了中國已經擺脫了歷史的卑屈，更大的意義，則在於中國文化對西方的潛在神祕吸引力。
北京的奧運，其實就是藉由體育運動競賽的形式，來彰顯蘊含在中國歷史中的文化之美，即使它要呈現的仍屬一種競爭。正如中國古代春秋時期，霸主會盟所展現的意義，是一種內化在文化之中的禮儀之爭，它是在規則下的、禮讓的、尊嚴的、與藝術的，不同於西方率直的競爭模式。體育競賽，正是這一種意涵，而中國主辦奧運，適足以闡釋這一種文化風格。
所以，從文化底蘊的角度來看，這一次中西交匯的碰撞，正在將現存的分歧與爭議，經由一個運動競賽形式的安排，參雜揉和於一個可欲的熔爐之內，藉由中西文化的激盪，產出融合的結果。
兩岸互動的碰撞與激盪
此次北京的奧運，也可以看見兩岸互動的碰撞與激盪。
五十餘年來，兩岸的互動，經歷了不同的階段，呈現了不同的問題與強度。然而，兩岸分歧的爭論焦點，就只是“一個中國”的“分與合”的問題。即使在最險峻的近十年，兩岸的爭論並沒有超出“一個中國”的議題框限之外，但是，在現階段最為融洽的情況下，也還是不能馬上解決“一個中國”認知分歧的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北京的這次奧運，究竟能否進一步突顯這“一個中國”的意義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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