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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岸統合學會會標 |
中評社╱題：論兩岸統合的路徑 作者：張亞中（台灣），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兩岸統合學會理事長
前言：為歷史做一點事
2009年初春，在台北，兩岸統合學會的成立，代表著在兩岸與華人社群中豎立了一面邁向統合的鮮明旗幟。
飛揚的旗幟傳達出兩個重要使命。第一，如何建構兩岸人民對於整個中國的認同，讓未來兩岸和平框架不只是個框架，而是一個有血有肉的實體；讓未來的兩岸合作不只是個追求物質利益，而是一個有助於強化兩岸人民彼此認同的一條最理想的路徑。第二，如何讓散居於全球的華人社會能夠更便捷與緊密地統合在一起，共同為人類的和平與繁榮盡一民族之力。
從學會的中外文名稱可以看到以上的兩個使命，中文名稱是“兩岸統合學會”，著重的是兩岸的統合，外文名稱是Chinese Integration Association，著重的是全球華人的統合。所以稱之為學會，表示這是一群知識分子的共同心願，我們願意在思想上提供拙見，帶頭揮舞著旗幟，但是更希望認同此一目標者能共同參與，或在其自己的崗位上共同努力。
學會的圖案是一個“動態的太極圖”，它是從最具中國傳統文化象徵的太極圖所延伸而來，突顯兩岸之間的“分中有合、合中有分”，華人世只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太極講究的是陰陽調和，上下內外渾融一體，正如同兩岸統合與全球華人統合從內在認同做起，由民間推動，當統合的太極開始轉動時，兩岸與全球華人將融為一體。
為甚麼認同很重要？
我們可從法律的角度為國家找到組成因素，包括人口、領土、政府、與其他政府交往的能力；也可以從人類學的角度，以語言、文化、宗教、風俗習慣來為民族作只定。而有一點非常重要，但是卻常被法律及人類學者所忽略的，就是“認同”。如果同一個國家，或同一個民族間的“認同”已經斷裂，或者已經消失，那麼，國家將不再是個“命運共同體”，民族也不再是一個“生命共同體”，它們將只是一盤沒有共同目標的散沙而已。
兩岸人民毫無疑問的都是炎黃子孫的一分子，原本也共同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對於“中國人”有著共同的民族認同。而1949年以後，則由於兩岸分治，兩岸人民各自擁有自己的憲政秩序，分別建構了自己的“國家”認同。
從人類發展的歷史看，“認同”是可以被政治人物建構的。“認同”作為區別“我群”與“他群”的判定，從正面來看，“認同”可以凝聚人民共識，風雨同舟、共度艱難；從負面來看，“我群”與“他群”的“分別心”，也很容易將仇恨插入人民的生活，使得民族或國家內部、民族或國家之間發生悲劇性的災難。
有理想、負責任的政治菁英應該是要建構或鞏固自己民族與國家間的認同，在不同民族與國家間建立重疊認同。以歐洲為例，從17、18世紀起歐洲的菁英就在思考，如何為整個歐洲人建構共同的認同，但是少數歐洲菁英的努力仍舊無法抵抗各國領導階層對於權力與利益的貪婪。兩次歐洲大戰所帶來的生靈塗炭，才使得歐洲人開始真正的思考，如何建構歐洲人民對於同屬歐洲的認同，用以化解彼此間的“分別心”。1950年代起，歐洲菁英用歐洲共同體的方式創造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歐洲。迄今幾乎沒有人會認為在同屬歐盟成員的土地上還有發生戰爭的可能。在歐盟內部，人員、貨品、勞務、資金已可以自由流通，絕大多數政策領域也受到歐盟內部超國家組織的規範，而絕大多數的歐盟成員國間使用的是同樣的貨幣，從某些角度來看，歐盟雖然仍不是個國家，但是已經很像一個國家。
歐洲人是政治聯合體的發明者，17世紀他們發明了“民族國家”，二戰結束後又發明了一種新的政治聯合體“歐洲共同體”，後者是為了解決前者引發的災難。歐洲共同體這種新政治聯合體的精神正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我們暫不論歐洲統合的其他成果，也暫不談兩岸與歐洲情形有何不同，這種在“分”的現實基礎上追求“合”的共識與可能，的確足供兩岸借鏡。
很可惜，當新的思維已經產生時，兩岸走的還是19與20世紀的老路，仍舊停留在主權與領土之爭。冷戰以前，台灣與大陸爭誰是正統；冷戰以後，台灣不僅放棄正統之爭，也沒有在“合”的方向繼續努力，反而從1993年起開始往“分”的道路上快速奔跑。
兩岸在1993年以前，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遠遠超過台灣人，以當時官方陸委會的統計資料來看，台灣民眾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有48.5％，認同自己是台灣人的為16.7％，既是中國人也是台灣人為32.7％，總合來說，認同自己是中國人的高達81.2％，台灣人的為49.4％。
1993年起兩岸認同開始折裂
兩岸在認同方面的折裂，大致從1993年李登輝推動加入聯合國開始。李登輝的策略很清楚：只要推動進入聯合國，北京一定會打壓，只要北京一打壓，北京就會被形塑成一個打壓台灣的“他者”。李登輝借用北京打壓台灣，轉而打擊當時支持“一個中國”的國民黨非主流派，同時也藉強化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敵意關係，來鞏固其權力基礎。而其後果就是兩岸認同開始折裂。“台灣意識”這個原本屬於鄉土認同範疇的用語開始與“台灣主體性”連在一起，共同成為兩岸“敵我、他者”論述的工具。
隨著李登輝在其任內的政治操作，1994年開始，認同自己是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比例便發生剪刀型的轉折，而且迄今再也沒有逆轉過。1996年中共的飛彈試射、1999年李登輝主張“特殊國與國”的“兩國論”，都使得兩岸認同分歧擴大。2000年民進黨執政，持續強化台灣主體性的論述與政治操作，並於2002年主張“一邊一國”，2004年與2008年舉辦公投來彰顯台灣與大陸的不同。整體來說，在李登輝與民進黨長達十餘年的政治操作下，兩岸的認同是愈走愈遠。
2008年3月台灣變天，政治上，兩岸終於暫時擺脫掉走向台獨所帶來的危險；經濟上，隨著而來的兩岸協商為兩岸經貿交流重新開啟新機，兩岸關係看似應該可以風平浪靜，重新出發。國民黨的馬英九先生雖然取得大位，但是由於本身的外省情結、國民黨生態與選舉考量，即使重新開啟兩岸經貿交流，但是在台灣主體問題的論述上仍然不敢突破，馬英九認為，“多（只）談經濟、少（不）談政治”最符合其鞏固政權與選舉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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