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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士康公司外景（圖片來源：羊城晚報） |
中評社香港5月29日電／美國《僑報》5月28日載文《阻止富士康悲劇，需回歸公共理性》，文章說，五月以來，富士康正日益發酵成一個華人關注的舞台，企業緊張、安保升級、官方調查、媒體關注、社會干預、老板道歉……這一切，似乎都難以遏制那些年輕人走上不歸路。無論是企業制度缺陷還是社會干預缺位的外因，他們的死亡卷宗上都寫著自殺兩字。
台商大佬郭台銘26日剛剛用公開道歉為富士康員工“第11跳”畫上句號，當晚富士康深圳龍華園區又一員工墜樓身亡，成為今年第12個墜樓員工（其中10死2重傷）。這宗在當下中國頗具典型現實反諷意味的事件，由此進入吊詭場景：輿論焦點先後將員工薪水、加班時間、勞動環境、生活密度、企業責任、政府作為、文化休克、現實壓力、心理變異等議題翻找一遍，也沒能阻止這幕悲劇不斷上演，幾成現實版的、劇情雷同的連續故事。
對於那些花季年華的生命選擇如此方式逝去，我們深感到悲傷。但若究其關鍵原因，還是在於他們為何選擇了自殺？是社會環境抑或企業制度之壓大到難以抗拒？還是個人心理預期的彈性遠沒有適應外部現實世界的剛性差距？富士康連環自殺似乎也有媒體過度報道以及放大恐慌的責任。兩百多年前作家歌德發表代表作《少年維特之煩惱》後不少青年效仿維特飲彈自盡，此後“維特效應”被學術界定義為引發自殺模仿行為。美國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斯也曾對1947年到1968年之間美國的自殺事件進行統計分析：每次轟動的自殺新聞報道兩個月內，自殺的平均人數比平時多了58人；而在媒體報道瑪麗蓮•夢露自殺新聞後，那一年全世界的自殺率增長了10%。
從個人理性的意義上說，富士康員工12起連環自殺事件比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自殺率（儘管統計口徑和數字很多）水平要低，且在去年日本韓國明星連續自殺、北京市2005年僅一個月就有5名大學生自殺、中國警方在掃除不良網站行動中也端掉了指導人們自殺的網站等一系列事件後，在富士康選擇用極端方式結束生命的年輕人也只是給社會學研究和心理學干預提供了全新的案例而已。自殺——這種殘酷又是富有勇氣的死亡方式在人類歷史上不斷地卷起人們對外部動因傳導至心理動因的探索，每一次都是觸目驚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