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日電／美國《星島日報》6月1日載文《從“紅歌運動”看大陸文化管理手腕》，摘要如下：
今年大陸的“六一”兒童節非同尋常——孩子們熱火朝天唱紅歌，全國蔚為紅海洋。
率先在全國高調推行唱紅歌活動而聞名的重慶市，發起“小學生演紅劇、唱紅歌慶‘六一’”。其他地方爭先恐後，二十多個省市的少先隊員參加“唱響紅歌跟黨走”活動，山西省甚至由省委書記、省長率官員助推活動。
此前，中國一些地方黨務和政府部門聯手，一邊力推“紅歌”，一邊打擊“黃賭毒”，已經飆起一陣類似文化運動的旋風。
重慶市由市委宣傳部選定三十六首紅色歌曲，要求市民學唱；該市廣電集團與江西電視台聯手舉辦的第六屆《中國紅歌會》選拔活動亦火熱進行。在重慶的示範作用下，唱紅歌這一做法在各地獲得迅速推廣，不禁使人聯想起“文化大革命”期間諸如“早請示晚匯報”和“三忠於四無限”之類的歷史現象。
與此同時，一系列打擊“黃賭毒”的活動在各地展開。而作為官方“以正視聽”的新招，江蘇省有地方下令禁止官員看黃片；浙江省則開始在某些卡拉OK禁唱三十七首“問題”歌曲。
上述類似文化運動的做法，到底意圖何在？是否要肅清文化娛樂環境，為今年的中共建黨九十周年獻禮？是否要彰顯文化市場管理的政績工程，以邀功請賞？是否為響應溫家寶總理對“道德滑坡”的抨擊，對物欲橫流世象把脈下藥？……由於有關當局沒有及時出具安民告示，這種通過行政管理干預文化市場及民眾文化精神生活的做法，已經產生社會擾攘，一些社會現象尤其令人關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