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岱君博士是資深的台灣經濟史學者，又有在台擔任重要公職的經歷及接觸胡佛研究院一手史料的便利，其最新論著《台灣往事》就是這些複合背景的共同產物。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對台灣經濟從1949—1960年代的結構轉型進行了細致入微又鈎玄提要式的解讀，展現了台灣從威權政治下的統制經濟向民主政治下的市場經濟轉型的最為關鍵的政策演變脈絡。當人們循著岱君博士的台灣改革路線圖重訪舊跡時，定然會有超出日常模糊印象與理解的“歷史新知”呈現。這也許正是岱君此書的價值所在。
1949年的台灣可謂百弊叢生，所承接的絕不僅僅是國民黨政府從大陸搶運來的黃金、白銀、美鈔及文人墨客，還有威權體制、腐敗機構和統制經濟。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全面失敗使得敗退台灣的國民黨統治集團意志消沉，派系鬥爭更無章法，經濟改革難以突破。外部環境上，美國放棄台灣已然成為政策選項，而大陸上解放軍的勢如破竹亦使得黨國朝野無心長期經略台灣。在此特別窘迫的歷史縫隙中，台灣經濟竟然能夠在十年之內完成從高度計劃性的統制經濟向高度市場化的自由經濟轉軌，並且就此奠定後續三十年的經濟奇跡基礎及其“亞洲四小龍”的地位，不可不謂東亞戰後“經濟奇跡”的樣板。
岱君論史之筆觸雖總體冷峻客觀，但亦每每透露出對台灣經濟奇跡的稱羨和贊許。《台灣往事》是台灣史更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幅絢麗燦爛的歷史風景，證明了只要銳意改革，中華文明脈絡下的任何政黨與經濟體系均可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乃至於政治文明成就。當然，岱君之視野並不局限於台灣，在全書結尾處同時簡約展望了兩岸經濟改革的新前景。《台灣往事》是獻給兩岸的共同歷史禮物，也表明經濟現代化的“台灣經驗”是兩岸共同歷史財富。
蔣公的“知恥而後勇”
毫無疑問，1949年的台灣在政治上屬於“光復政治”下的威權統治，不僅有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近距離創傷，更有著國民黨敗退來台所造成的本省與外省族群矛盾以及威權統治更高級別和更近距離的壓制。1945—1949年的光復政治並未給台灣人留下美好印象，如岱君所論，陳儀的接收政策與統制經濟使得台灣居民產權利益受損，公務員大量失業，社會流動性和活力銳減，通貨膨脹加劇，經濟生產不斷下滑。作為“二二八事件”導火索的煙草緝私衝突本身就反映了這種統制經濟的巨大弊端和矛盾。不過，彼時蔣公的注意力聚焦於大陸戰事，對台僅是有限懷柔，尚未觸及對經濟體制的結構性反思與調整。一旦決意來台經營，蔣公之反思與決斷就構成了台灣經濟轉型的直接而根本的動力。
岱君充分利用胡佛研究院檔案館所藏之蔣公日記，逐一還原了最高政治決斷的來龍去脈。蔣公本身是一有著日常反思習慣的軍人和政治家，“日記”恰恰是進入這位政治人物內心世界的絕佳入口。根據日記檔案考察，岱君發現1949年的蔣公對大陸失敗的反思幾乎是每日必做的功課。《台灣往事》歸納了蔣公反思大陸失敗的八大原因：（1）迷信外交，顧此失彼；（2）軍事失敗，人無鬥志；（3）派系傾軋，黨國分裂；（4）幹部腐化，紀律鬆弛；（5）經濟失敗，金融失策；（6）民主進程，操之過急；（7）本性浮躁，誤黨誤國；（8）民生挫敗，信仰斷絕。岱君亦坦言，蔣公之反思側重政治、軍事與個人道德層面，於財政經濟面並不聚焦和深入，這亦是實情。不過，從蔣公勇於自我反思的“知恥”之舉，已可約略推知今後改革上的意志與力度，可謂“後勇”。
作為1949年之後的台灣最高統治者，蔣公的反思以及由此而來的黨務整頓、機構重組與對改革的宏觀支持，使得居於“執行長”地位的陳誠、居於“經濟改革總設計師”地位的尹仲容以及其他圍繞其間的技術型官僚能夠有充分的政策設計和推行空間，漸次消解統制經濟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之網，逐步鋪平台灣的高效市場經濟之路。在後續事關台灣經濟轉型生死的三次財經大辯論中，蔣公亦表現出一貫的政治支持，避免了改革的倒退。台灣經濟轉型成功，與蔣公個人的積極反思及與改革派的牢固聯盟有著密不可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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