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13日電／台灣中國時報今天發表社論指出，十三年前，台大數學系教授黃武雄等人發起“四一○教改大遊行”，一份名為“希望的火花來自民間”聲明，讓許多民眾不分年齡、性別及職業，自發性的結合，集體攜手跨越政治立場與意識形態，為教育改革、為下一代走上街頭。
十三年過去了，當年跟著爸爸媽媽走在林蔭大道上的孩子，若不是上高中，就已是大學生；即使那些還在父母手推車或襁褓中的嬰兒，如今也都該揮別稚嫩童年，進入青春叛逆的年少，為即將到來的中學基測日以繼夜地做準備。
社論說，我們之所以重提四一○教改遊行，那是因為我們沒有忘記民間參與這場社會改革的初衷，也沒有忘記當年為下一代終結聯考夢魘的承諾。在政治紛擾、朝野對立的熾烈氛圍中，本報動員各地記者深入檢視當前最迫在眉睫的教育問題，探討歷經十年教改後所面臨的考驗，這不僅是媒體善盡該有的社會責任，也是對當年四一○教改精神的深刻反省，更是對孩子持續不變的真情關懷。
然而，教育問題終究是經緯萬端、千頭萬緒，舉凡師資、課程、教材及入學方式，無一不是值得社會各界檢討的嚴肅課題，譬如九年一貫課程、建構式數學，一綱多本教材及多元入學方案等，確實皆有諸多亟待檢討改進的面向。我們當然也明瞭自一九九四年以來歷經七任教長的教育改革，並非毫無成果，甚至某種程度而言，每位“教育部長”各自在不同階段都扮演不同的角色，無論任期長短、評價為何，他們其實都曾經參與過教改行列，對解嚴之後的台灣教育皆有其一定的貢獻。
因此，當本報著手規畫教育專題之際，即設定以九年人民義務教育為調查主題，畢竟這既是政府責無旁貸的工作，也是絕大多數人都關切的議題。但令人震驚的是，透過專題報導卻意外發現城鄉學習落差之大，已成為台灣教育最核心的環節，而且問題的嚴重性遠超乎一般人的想像。尤其在Ｍ型學習現象的背後，所暴露的社會結構丕變，以及貧富家庭經濟的鮮明對比。
舉例而言，在現今普遍富裕的台灣社會裡，仍有像雲林口湖海邊的貧困孩子，他們若不是得串三萬個蚵殼才能換來一個月的補習費，就是窮到想買一盞檯燈都不可得！又如，位在首善之區的台北金華國中，與後山的台東瑞源國中、偏遠的新竹五峰國中，他們在全校中學基測成績平均分數的差距，簡直有若天壤之別。
社論指出，貧窮是每個時代都存在的社會問題，我們認為台灣教育問題的關鍵也不在於此，“因為經濟弱勢總有翻身的時候，但學習弱勢卻很可能是一輩子的苦”。換言之，原本提供一個公平的人民教育學習環境，讓每個孩子享有平等的受教權，是政府天經地義的責任，而今卻因伴隨十年教改的過度自由化，以及教育資源分配的失衡，已出現嚴重的城鄉落差。倘若不能及時扭轉，這種傾斜的學習差距勢必成為許多窮困家庭難以負荷的痛。
我們並不是要全盤否定教改，但是當年教改訴求“帶好每一個學生”，希望做到“一個也都不能少”，或者單純地讓孩子快樂學習、讓家長負擔減輕、讓台灣教育更有競爭力等目標，卻顯然越走越遠。可是，政府或者教育決策者卻彷彿沒有聽見那些偏鄉孩子無錢補習的吶喊，沒有看到都市孩子整天奔波的無奈，逕自一骨腦兒地大談十二年教育，高談學前教育向下延伸。
我們不願唱高調，因為教育問題包羅萬象，從升學壓力沉重、大學生滿街跑到教育素質每況愈下，真的要仔細探究教改亂象，豈是一篇社論、一張專刊能交代的。我們只想直陳，作為台灣教育基石的九年教育，已因兩極發展的隱憂而呈現鬆動的危機，誠如前“教育部長”郭為藩所言，“政府再任由這種現象發展下去，貧窮弱勢會變成遺傳現象。”
社論指出，孩子是台灣希望的火花，當年四一○為教育改革而走的訴求，能贏得超越黨派的力量支持，就是大家都期待生命中的希望之火能燃燒得更旺盛。但回首十年教改，我們不禁要問政府，是否感受到那希望的火花已微弱如風中之燭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