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6月2日電／台灣聯合報今日發表社論指，“行政院主計處”最新的經濟預測，將今年的台灣經濟成長率上修為百分之四點八，比年初的估計多了近半個百分點，主要是將擴大內需方案的刺激效應預為納入。相對於在公共建設層面的積極投入，新政府對於基本工資的調升卻顯得態度保留，在某種程度上，存在了與擴大內需政策的矛盾性。基本工資調不調確是兩難，但新政府若一味在舊思維裡打轉，就不太容易找得到適當的答案。
社論認為，在制度上，基本工資可以是個專業問題；亦即依“勞委會”所訂定的既有調整公式，用消費者物價指數的上漲幅度及製造業勞動生產力的提升幅度，就可以決定要不要調。但在實務上，基本工資多年來都是個政治決定，透過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討論流程，就能以經濟景氣展望、企業競爭力及勞動條件改變，甚至牽動外籍勞工成本等主觀考量，壓過公式計算的結果。因此，原本應是漲漲跌跌的基本工資，十年不動，直到去年才在累積漲幅過大、選舉因素等壓力下，一舉調升百分之九，達到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元，還搭配了補貼部分時薪業者的措施，以降低衝擊。
就此而言，基本工資的調整與油價凍漲是有些類似的，壓著不漲一次漲，只是延後問題，卻付出了破壞制度、衝擊加大及調適不及等代價，得不償失。有此前車之鑑，在大方向上，新政府不該讓已有制度化調整機制的基本工資，再走上回頭路，仍應定期召集審議委員會，正面面對問題；如果是調整公式不合理、不盡周延，正確的作法應是調整公式、甚或取消公式，另以周全的方式取代，而非以模糊的理由合理化預設的結論，致令勞資雙方持續對峙、耗損。
社論認為，現下的基本工資爭議，大抵不脫長期以來的範圍：勞方以物價上漲致基本生活成本增加、生產力提升及整體平均工資成長等主張，要求如實反映於基本工資的調整上；資方則以物價飛漲、生產成本增加、景氣能見度不明、國際競爭力下降、去年已調升等理由，反對此時此刻再上調。比較起來，當前基本工資的輿論焦點是波動的物價，但這不只是勞方要面對的問題，也是資方經營上面臨的困擾，大大增加基本工資決策的複雜度；即連被視為勞方代表的“勞委會”都以“時機點很重要”，顯示出對調升基本工資的保留態度。
“勞委會”對基本工資政策的審慎，應是從務實面出發，考量到一味主張調高基本工資，照顧一百四十餘萬邊際勞工的生活需求，反而可能使得部分企業因不堪勞動成本上升而歇業、關廠，不利勞工就業；因而調漲時機須看經濟情勢變化，要等到全球景氣好轉、企業轉嫁能力增強之時。不過，從積極面思考，調漲基本工資對經濟的總體影響，非僅止於成本增加這一負面因素，也可有正向效應，例如有助於增進民間消費；運用得當，還可提振民間信心，促進預期心理的自我實現，進而擴大內需，而這也正是新政府當前經濟政策的主軸。
在傳統思考裡，擴大內需主要是指政府運用財政支出，維持一定的國內需求及經濟成長；並因投資效益大於消費，故而多以擴大公共投資為主，代價則是政府支出的加重，目前新政府大致在走這個模式，例如力推愛台十二項建設。不過，經濟情勢是動態的，在不過度影響財政健全下，同樣是運用國家支出擴大內需，不一定只有公共投資的單一選擇，如果提高基本工資的負面影響可獲控制、或得以財政補貼緩和下，亦應是選項之一；反之，當此原物料盤踞高點、通貨膨脹升壓之際，此時擴大公共投資帶來的成本走高、競用資源為通膨助拳的反作用力正在增加，其效益及優先性亦可再評估。此外，新政府要對自己的活力經濟政策有信心，信心是推動的力量，具感染力，甚至是可實現的；基本工資的調漲與否，正一定程度地代表了政府因應經濟挑戰的信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