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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上午九時許，廣州大接訪活動現場“爆棚”，市民緊密“包圍”市長張廣寧（網上圖片） |
中評社香港6月27日電／大公報分析報道，從擊鼓鳴冤到攔轎告狀，千百年來，中國百姓習慣於通過上訪申訴冤情。在昨天廣州市首創的市長接訪日裡，數萬名群眾冒雨輪候上訪。其情其景，令人感慨，也發人深思。
“上訪洪峰”現象背後所凸顯的，恰是政府日常運作中接訪渠道不通暢、接訪機制不健全、接訪功能乏力等問題，政治生活中的“民意淤塞”也就難以避免。
民主社會表達民意的四種重要方式，包括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媒體輿論和信訪。但在中國現實國情下，前三種方式，或是條件不成熟、正處在於建設中，或是尚未取得大範圍的民眾的信任，作用發揮得並不是很充分。因此，所有民意表達的壓力都交給了上訪部門。
扮演“社會安全閥”角色的信訪部門，往往是各苦主在選擇遊行、抗議等示威性活動前所採取的最後措施。且在實踐中，信訪部門往往披上“獨立設置的行政機構”、“領導直接過問”的色彩，更被許多民眾視為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然而，不可迴避的是，目前所設置的信訪機構龐大而分散，整個系統缺乏統一協調的機制。再加上信訪機構沒有獨立處理問題的權限，很難就具體事務作出決斷。有人形象地說信訪辦是“什麼都管，什麼都管不了；什麼都不能不管，什麼也都可以不管”。而這種“傳達室”和“郵局”式的歸口轉處，只能導致多數信訪群體對政府產生更大的失望與不滿。
事必市長過問是“人治”
信訪手段失效，懷有“清官”情結的廣大民眾只能寄希望於行政首長的親自過問。因此，與市長面對面傾訴，成了眾多普通市民的美好願望。然而，大到拆遷徵地、失業保障，小到噪音擾民、拖欠工資，數百萬人的切身難題都要市長幫忙解決，顯然是不現實的。
就上午的接訪活動看，排隊輪候的近萬名群眾，最終得以見到市長一面的，不外乎三十幾人。難怪排不上號的市民慨歎，“再多幾個張市長也應付不來啊”。
廣東省政協常委孟浩一語中的，通過接訪日由市長親自過問解決個案問題，“這本身就是人治的表現”。他認為，明確各部門的分工和職責，依據規章制度辦事，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知名法律專家賀衛方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皇帝或士大夫微服私訪考察民情，這些方式只能解決很局部的問題。倘若制度上始終存在不確定性，上訪就會成為政治生活的常態。
從某種意義而言，信訪只是社會局部的問題，卻折射出整個社會治理上最根本性的缺陷。建立通暢的渠道，釋放民怨、反饋民情，關係到政府與民眾能否在矛盾與衝突中重建信任關係，能否確保社會穩定。
與“上訪洪峰”相比，哪天市長接訪點無人問津、門可羅雀，那才是真正的新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