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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維，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政治學博士。代表著作：《法治與“民主迷信”—一個法治主義者眼中的中國現代化和世界秩序》、《農民與市場—中國基層政權與鄉鎮企業》。 |
中評社香港1月22日電／近期，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專訪了中國思想界先鋒人物之一李澤厚，他認為談模式為時過早。數日後，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CCG)主任王輝耀又在同一份《金融時報》上撰文，從根本上肯定中國模式的存在。
國內，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數篇文章剛為中國模式降溫，《中國改革報》卻又熱氣騰騰地端出了國家信息化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汪玉凱的長文，指出“中國模式是客觀存在”。
官方色彩的報刊方唱罷，智庫學者緊接著發聲。中央編譯出版社近日出版了由北京大學教授潘維主編的《中國模式》一書，被輿論界譽為“標誌著具有獨立性、敢於向西方爭取‘話語權’的‘中國學派’初步形成”。
中國模式，有或無？是或非？
這場大辯論，不是象牙塔里的專屬品，更不是新聞紙上的文字遊戲，它是事關國計民生的價值糾結。我們不可以對我們的祖國和前輩曾經走過的路視而不見，這其中又有多少的必然和偶然；我們不應當將時下現存的種種問題一味推諉，那些有多少是體制原因亦或人為因素；我們不可能不為我們民族的未來走向而上下求索，有無第三條道路或是怎樣的康莊大道都取決於對歷史的研判和當下的選擇。
本篇訪談不過為熱浪里的杯水微瀾。
但是，路就在我們腳下，選擇在我們心中。
中國模式不是“市場加專制”
《國際先驅導報》：“中國模式”的提法及研究處境頗有趣味。這個概念早在幾年就被西方提出。但我國學者表態謹慎。有人認為西方的中國模式概念是對中國的捧殺。對此你怎麼看？
潘維：“中國模式”本身沒什麼特別的含義，就是關於中國成功原因的理論抽象。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六十年的成功，是研究中國模式的前提。中國模式概念沒有什麼發明權問題，談不上西方東方，或者誰談論得更早，都不過是近五年的事。問題在於誰歸納的“模式”更精致，更有解釋力。
中國的成功，如同當年蘇聯的成功，有很大的世界政治和國際政治意義。因此，對中國模式學術研究的態度就染上了強烈的政治情感色彩，體現我國和世界的政治思想分裂。比如“不成熟論”“擴散論”“捧殺論”“友邦驚詫論”等，都代表論者的政治傾向。
“友邦驚詫”怎麼可以成為阻止本國學術研究的理由？西洋的主流觀點是：中國模式就是“市場加專制”，幾乎屬於罵大街，哪里算得上什麼嚴肅的研究？世界上有一大堆從未實行過“計劃經濟”，屬於“市場經濟”的“專制”國，怎麼就沒“成功”？
Q：有媒體提出，《中國模式》一書是中國學派首次歸納中國模式，並開始向西方爭取話語權。你同意這種說法嗎？你認為，從理論角度對中國模式進行總結究竟有沒有現實意義呢？
A：總結“中國模式”的現實意義很清楚：歸納模式能夠“為比較提供知識，為現實提供定義，為未來提供指南”。我們不滿意於時下流行的解釋系統乃至概念系統，所以創造了另外的解釋體系。我提出一個自成因果鏈的“中華體制”，這個解釋體系或許粗糙甚至幼稚，但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然而，若與他國學者解釋的差異不是來自學術水平，而來自政治立場上的重大分歧，當然就屬於話語權的“爭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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