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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是決定“認同”的重要因素 |
中評社╱題：對於台灣文化問題的看法與認識，作者：朱雙一（廈門），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中，“認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為“認同”直接決定了將投票給誰。“認同”當然與現實利益有關，但“利益”絕非惟一的誘因，“文化”也許是決定“認同”取向（亦即選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
‧要瞭解部分台灣民眾為何會產生某種認同上的偏差，也許只有從歷史中去尋找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台獨”勢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可以發覺其實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應克服以往只重視“中心”、“上層”、“菁英”文化而輕忽“邊緣”、“民間”、“草根”文化的偏向，把握“大傳統”與“小傳統”的辯證關係，給予台灣民眾朝夕相處、浸漬其中的地域文化以足夠的重視，如此才能獲得廣大台灣民眾的認同。
‧台灣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之地方形態或族群形態之一的閩南文化、客家文化、台灣少數民族文化在台灣傳衍、吸納、演變、融合的產物，它具有民間性、草根性等特點，但這絕非低下、粗俗的同義詞，反倒是其較強生命力的來源。
“文化”與“政治”緊密相關應予高度重視
“文化”的含義很寬廣，它泛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心理文化諸方面。具體說，文化常指一個國家或民族的歷史、地理、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為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其中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等，堪稱某一民族、某一國家文化之核心。
實際上，我們常將社會生活劃分為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或部門；“經濟”主要屬於物質生產層面，“政治”和“文化”則是既有明顯區別，其實聯繫非常緊密的兩個領域。在台灣的現實政治中，“認同”是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因為“認同”直接決定了將投票給誰。“認同”當然與現實利益有關，但“利益”絕非惟一的誘因，“文化”也許是決定“認同”取向（亦即選票流向）的更重要的因素。這可以舉個具體的例子：幾年前，由於陳水扁當局政策上的問題等原因，不少台灣南部農民陷入生活困境中，大陸方面釋放善意給予農產品銷售等方面的優惠政策；但到了選舉時，不少南部農民仍表示：“肚子扁扁也要選阿扁”。這一現象從政治上、經濟上都無法解釋，而要從文化上才能找出其根本原因。一般而言，藍營人士較多是中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比較理性，選舉時會權衡選擇；而綠營則較多社會下層、弱勢的群體，如台灣南部農民（亦即閩南人）大多生性忠厚老實，他們講的是“博感情”和“義氣”。他們表示既然曾經“挺”過陳水扁，就要一挺到底，不願變來變去。另外還有一個更主要的原因，則是他們的歷史記憶、現實遭遇等種種原因所形成的“認同”所致。而所謂“歷史”，未必是他們所親歷，更可能只是他們所聽說的“故事”而已（包括眾多地下電台瞎編胡扯的“故事”），而這就更屬於“文化”的範疇了。也就是說，我們要瞭解台灣民情民意、民眾心態，要解釋一些似乎難以理解的政治現象，恐怕非從“文化”入手不可；要做台灣人民的工作，爭取台灣民心，則一定不能忽略了“文化”方面的工作。
對於這種情況，我們還可從理論上進一步加以闡釋。福柯有句名言：“知識即權力”，說明知識（文化）從來就不是唯美、純粹的自治領域，而是與權力（政治）緊密糾結在一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則稱民族是一“想像的共同體”，也就是說，一個人認定自己從屬於哪一民族、哪一國家，主要取決於“文化”，相同的“文化”－－譬如說著相同的語言、具有共同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有著相同或相似的生活習慣和風俗－－是某一人群組成一個“民族”並認同這個民族的主要依據。20世紀國際學術界出現了“語言的轉向”，近二三十年來更出現所謂“事的轉向”。“事認同理論”認為：人們通過事活動－－即講故事－－理解個人生命的性質與意義，建立起自我認同。人們所訴說關於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顯示他們如何回答一連串與自我存在、自我實現有關的問題，借著訴說故事和實踐故事中的暗示與期望，人們逐漸變成他們後來所呈現的樣子。關於個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鑲嵌於更大的、關於某種集體的公共事，從後者取得主要的參考架構。
簡單說，“認同”問題緊密關連著歷史或文學的事，這種事可以塑造或轉換一個人乃至一群人的“國族認同”。如果回想一下，我們認定自己是一個“中國人”，很大程度是從小父母對我們講的，或是中小學的教科書上這樣說的，而且大多是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傳達給我們的。由此我們也可知道無論“台獨”人士或是日本右翼人士，為什麼他們對於教科書都那麼重視。近年來，“認同”問題成為台灣學界的焦點，以“認同”為主題的著作接踵而至，層出不窮。社會學、政治學、歷史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者，不約而同地跨界進入文學的領域，一改以往主要依據社會調查或歷史檔案資料立論的習慣，廣泛選擇和採用了遊記、善書、小說、民間傳說、日記、雜誌、語文教材、報紙社論與專欄等各種事性材料作為其論述的主要論據，這都說明“文化”與“認同”的緊密關係。
在現實社會中，如果說“政治”更多地指高層政治人物的活動，那“文化”則更多地指向民間－－廣大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在台灣，很多現象表面看來屬於政治問題（如選舉），但歸根結底，其實是文化問題。因此我們對二者的關注不可偏廢。當前的台灣政治研究中，往往注重於選情的分析，關注什麼人會當選，但這些民調的資料、選票的統計，只能回答“是什麼”（即說明當前是什麼情況），卻無法回答“為什麼”（即為什麼會變成這樣）以及“怎麼辦”（即我們如何促使它改善）的問題。比如，選前的民調往往只能“預知”而無法“改變”選舉的結果，如要瞭解部分台灣民眾為何會產生某種認同上的偏差，也許只有從歷史中去尋找最根本、最深層的原因。至於要對民眾的認同取向產生作用，文學（廣義的“文學”還包括報刊、廣播、影視等現代傳播媒介）則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試舉一兩個例子。早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閱讀了魯迅等左聯作家作品而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不知凡幾，甚至使蔣介石後來在總結大陸失敗的原因時，將之歸於國民黨文藝工作上的失策，稱其為“一摑一條痕”的教訓。(注1)又如，筆者於2007年上半年在彰化師大客座時，目睹某親綠電視台在其專題節目中以1948年軍警當局在上海槍斃共產黨員，以及德國法西斯在二戰中殺害猶太人、屍體堆積成垛的畫面當作台灣1947年二‧二八事件時“國軍”“血洗基隆港”的“證據”，由此深刻體會現代媒體－－特別是當它有意散播一些虛假內容時－－在塑造或扭曲民眾認同時可能發揮的巨大作用。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台獨”勢力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就可以發覺其實與“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當“台獨”勢力初萌而在現實政治中毫無立足之地時，首先寄身於文學文化領域，表現為一種意識形態，然後伺機向現實政治領域擴張，這就是早期的“台獨”分子（如廖文毅、彭明敏、王育德等）往往是文學作者、文化人的原因。原本在政權機構中資源極少、在經濟上實力也很有限的民進黨之所以能擊敗國民黨奪得政權，除了國民黨方面的一些原因（如“黑金”政治、內部分裂、李登輝的暗中支持等），意識形態的操弄無疑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試想如果沒有搬弄“台灣主體性”、“台灣人出頭天”、“愛台灣”、“台灣之子”等概念和命題，由此建立起“本土化”的價值取向，沒有宣揚“三四百年來台灣屢遭外來政權的統治”的“台獨史觀”以及與中華民族主義相抗衡的所謂“台灣民族主義”，沒有鼓動“日本統治帶給台灣現代化”等親日仇華論調和思潮，沒有歪曲二‧二八事件等的歷史真相以挑撥省籍、族群矛盾，由此獲得了相當多台灣民眾的同情、認可和支持，陳水扁的上台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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