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6日電／近段時間，英國制藥巨頭葛蘭素史克（GSK）公司涉嫌“賄賂門”被中國警方高調調查一事，引起中外媒體廣泛關注。根據中國公安部指控，為提升銷量和利潤，GSK中國公司自2007年以來利用旅行社和咨詢公司大量套現，向中國醫生和官員進行金錢和性賄賂。四名公司中國高管因此被拘留協助調查。
而除了GSK以外，據公開報道，比利時的優時比（UCB）制藥、美國雅培制藥、英國阿斯利康、瑞士諾華等跨國制藥巨頭也在近期受到了相關機構的質詢或調查；中國當局針對在華外企賄賂行為主動發起如此疾風暴雨般的行動，還是首次，也因此令外界格外地關注。
紐約時報中文網刊文稱，在美英等國，為建立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維護企業的良好形象，都有專門針對海外商業賄賂的法律。特別是美國，早在1977年就頒布實施了《反海外腐敗法》，1998年對該法修正後，將司法管轄範疇從美國公民擴展到外國公民。2000年小布什上台後，加強了這一法律的實施和執行。英國則在2010年通過了新的《反賄賂法》（UK Bribery Act），同樣將打擊商業腐敗的利劍從國內引伸到了海外。
美國的《反海外腐敗法》明確規定，禁止為了獲得或維持業務而直接或通過第三方向任何海外政府官員行賄或提供有價值的物品，禁止提出或承諾支付賄賂。根據FCPA的規定，其適用對象不僅包括美國境內的任何個人或實體，還包括在美國上市的外國企業。根據該法，跨國企業一旦被發現有行賄行為，且不論該行賄行為發生在美國境內還是境外，都將面臨重罰。2008年12月，德國西門子（在法蘭克福證券交易所和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及其三家子公司因在全球範圍內的行賄行為（包括在華逾億美元的行賄行為）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支付了3.5億美元的罰金。隨後，西門子還向美國司法部支付了4.5億美元的刑事罰金。
而中國雖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2011年修訂］》、《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又聯合發布）等法律裡對行賄有規定，但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只追究受賄者而很少追究行賄者，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賄的送與收往往都是發生於“一對一”的場合，而受賄者往往拒不供認，此時行賄者的言詞證據便至關重要，偵查機關為了獲取行賄者的證詞，往往會以減輕甚至不立案追究其刑事責任為條件，對其網開一面。另外一個原因是，多年以來，究竟多少“好處費”算是“行賄”一直困擾著辦案機關，由於實際操作起來難度很大，所以很多可以認定為行賄的違法犯罪行為沒有得到及時的處罰。在很多賄賂案件中，只要是行賄者能夠主動披露行賄對象，並積極配合辦案機關進行指證，往往對於行賄者就不再予以追究。
這可以部分地解釋，即使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書中披露了境外企業在中國行賄的具體事實，並被中國媒體廣泛報道，也沒受到中國政府的調查。而根據美國司法部披露的公開材料和媒體的報道來看，自2002年以來，涉嫌在中國境內行賄的案例逐漸增多，如朗訊科技、雅芳、輝瑞、西門子、美國控制組件公司、戴姆勒等等。但中國政府的應如此不積極，以至於美國司法部多次呼籲中國對口部門加強交流和合作。
美英在打擊海外商業賄賂方面的不遺餘力及成果，或許從某種程度上倒逼中國政府開始重視打擊商業賄賂。新一屆政府上台以來，在各種場合都高調宣布加大反腐力度，其中最著名的言辭就是習近平“老虎、蒼蠅一起打”，以及“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裡”等；所謂新官上任三把火，這第一把火也燒到了包括GSK在內的外資藥企身上。
而非常重要的一個法律依據變化是，2012年12月31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聯合發布《關於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行賄罪的定罪和量刑標準予以明確。該解釋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按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而該司法解釋第一次明確了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的立案最低標準，即：只要是向國家工作人員送的好處費超過1萬元，這些不法企業以及直接責任人就有可能被辦案機關以涉嫌“行賄罪”立案調查。這樣一個司法解釋的出台，無疑也釋放了新一屆政府加大防腐力度、加強處罰行賄行為的強烈信號。而該司法解釋的出台恰恰為中國政府調查葛蘭素史克（中國）涉嫌的行賄行為提供了法律依據。
當局希望通過打擊GSK等藥企的行賄行為，發現和懲罰受賄者，並對其他外資企業在華的行賄活動和潛在的受賄者構成威懾，使企業懼於行賄，官員不敢受賄，這對遏制中國的賄賂現象無疑是有利的。
不過，要真正實現對腐敗的遏制和懲戒，中國當局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比如不分行業、不分內資外資的平等對待，完善舉證調查機制，執法的透明規範，最根本的，還是要檢討制度源頭，如醫療體制存在的問題，醫生收入過低、權力尋租、普遍的賄賂文化等，從這一角度看，中國政府打擊在華外企的行賄行為能夠起到打擊國內腐敗現象的作用，將是最大的利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