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8月12日電／今年8月15日是日本戰敗68年周年紀念日，安倍內閣中的兩位大臣已經公開表示該日要去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日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最近也再出狂言，呼籲日本應效仿二戰爆發前德國納粹政府的做法，在誰都沒註意的時候“不知不覺地”修改憲法。
金融時報刊登中國獨立撰稿人鄧聿文的分析文章表示，安倍內閣自去年12月26日組閣以來，已日益右傾化，尤其是在今年7月的參院勝選後，更是挾民意而成為日本戰後最右傾的內閣，使得鄰國十分擔憂。那麼是什麼造成日本在戰後變得右傾色彩如此濃厚？筆者認為，在探尋其中原因時，有必要回到戰後歷史的起點，及整個冷戰史，去看看當時情況。日本的右傾化並非是突然興起的，而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發酵期。這一點，和同為戰敗國的德國相比，顯得尤其明顯。
二戰給世界造成了巨大損失。與德國相比，戰爭給日本造成的損失要少得多。除了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以及對東京、大阪等城市進行轟炸外，戰爭並未在日本本土進行。而如果說德國投降是形勢所迫，日本則還可以在軍事上堅持一段時間。據統計，日本當時時還擁有154個師團，136個獨立旅團，533艘戰艦及15886架軍用飛機，總兵力達698.3萬餘人。比起德軍的疲憊狀態來說，日軍還有相當的戰鬥力。事實上，在《波茨坦公告》發表後，日本軍部圍繞著主戰與主和爭執得很厲害，而軍隊在天皇的“終戰詔書”頒布的前一刻，還在負隅頑抗。1945年8月15日，日本接受盟國的《波茨坦公告》，宣佈無條件投降。但誠如一些歷史學家所指出的，日本並不像德國一樣是無條件投降，而是包括保留天皇制在內的有條件投降。
文章稱，戰後的德國由四國分區占領。後因美蘇“冷戰”的發生，德國東西分裂的狀態被固定下來。這種狀況使德國人民對戰爭的後果有更直接的感受。日本的占領體制則不同，雖然是以盟國名義占領，實際上由美國單獨占領，民族的單一性和國土的完整性都得以保存。後果是日本國民對戰爭的感受沒有德國人那樣深刻；而占領結構的這種差別，也直接影響著兩國戰後的民主改革。
戰後初期，出於徹底鏟除法西斯勢力和重建被戰爭破壞的國家的考慮，盟國對德國和日本分別進行了民主改革。對於德國來說，近代意義上的民主和自由從來沒有成為國民的普遍意識，日本更是一個封建思想濃厚的國家。日本近代的明治維新著重學習的只是西方的物質主義，對於西方的民主思想不過是學了某些表象。因此，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兩國進行民主改革十分必要。但是，基於德、日兩國不同的國情，以及盟國各自的利益，兩國在民主改革的程度上，尤其是在打擊軍國主義勢力上有很大差別。
相對盟國對德國採取的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工業化和民主化的所謂“四D”改造計劃，日本的民主改革留下了許多後遺症。1945年9月22日，美國政府公佈的《美國占領日本初期的基本政策》說，美國占領日本的“最終目的有兩條：一是保證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不再成為世界安全與和平的威脅；二是日後建立尊重……美國之目的的和平而且負責的政府”。這就決定了美國對日本的民主改革完全是以其自身利益而轉移的。所以，儘管戰後英國和蘇聯等國都把日本天皇列為戰犯名單的第一位，美國國內輿論也一直要求美國政府將皇室從日本國土中根除，然而，美國政府還是接受了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等人的建議，保留天皇制。正如麥克阿瑟所說，若把天皇列為戰犯，將引起日本人情緒上的不滿和反抗，從而美國至少還要增援百萬大軍，才能徹底重建日本，一句話，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需要。
文章說，戰後初期，美國也曾採取相當嚴厲的態度去清除日本軍國主義的勢力和思想，後因冷戰需要，不再做進一步的努力，東京審判就留有很大餘地。雖然判處了東條英機等14名甲級戰犯死刑，可像岡村寧茨、梅津美治郎這樣的重要戰犯卻被宣佈無罪，後又把一些判刑的戰犯陸續釋放。戰後日本將這些戰犯的亡靈供奉在靖國神社，固然是因為日本培植武士道精神的需要，可與美國對戰犯的寬容處理也不無關係。東京審判的一個最大錯誤就在於天皇沒有到庭受審，客觀上等於為天皇開脫戰爭罪責，對日本國民而言，得到了一種心理上的安慰：既然最高領袖都未受到懲罰，他們也就自我原諒了。保留天皇而使之成為日本民族的一種象徵，有利於美國對日本的統治，卻也成為不負責任的象徵，從而也就使得日本的民主改革，沒有像德國一樣同過去徹底決裂，舊的等級制度和社會基礎依然保有很大的市場。
隨著原蘇聯力量的增長和中國革命的勝利，美國開始將所謂的“共產主義的威脅”視為主要敵人。使美國對日本殘存的軍國主義勢力及其思想採取了放任甚至縱容的態度，特別是當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美國片面對日媾和，簽訂《日美安全保障條約》，戰後日本的民主改革也就基本終結。
概言之，戰爭的受損程度、盟國占領體制的差別，以及戰後民主改革的不徹底，導致日本沒有認真地去清理這場戰爭和歷史。
文章認為，第二個因素是，冷戰時期國際格局的變化和國內政治力量的消長，也助長了日本的右傾化。
在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全球的“兩極”國際格局體系中，歐洲成為美蘇爭霸的中心，兩德則成了中心的中心，它們分屬東西方兩個不同的陣營，而且被推到了美蘇爭霸的最前線。隨著冷戰的不斷加深，兩德各自不同的“身份”也就進一步確認下來了。單一的民族被分裂成兩個直接對抗的國家，這個悲慘的現實時時提醒德國人，不要忘記此乃二戰帶給他們的最大苦果。而日本不同，雖然蘇聯占領其北方四島，但它沒有民族分裂的痛苦，又因位於東亞而免於處在對抗的中心。日本的這一處境容易使一部分國民尤其是沒有戰爭經歷的年輕人忘記二戰的災難。
同戰後德國積極回歸歐洲、修復與鄰國關係的選擇不同，戰後日本並未重回亞洲大家庭，搞好同周邊國家尤其是與中國的關係。相反，它追隨美國，敵視中國。儘管冷戰時期日本與西德都竭力尋求華盛頓的庇護，但日本更多地依賴美國。二戰後日本對外關係的基礎即是維持與美國的特殊同盟關係，冷戰結束後也是如此，其與東亞各國的關係也不積極主動。當然日本的這種傾向也不是戰後才出現的，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就恥於自己是亞洲國家的一員，出現了所謂“脫亞入歐”論，理由無非是亞洲各國落後。此後這一思想成為日本歷屆政府發展對外關係的指導思想。正因為亞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無法同日本抗衡，使得日本政府和人民多少產生了一種認識上的錯覺，即日本可以利用亞洲國家在發展經濟上的要求來沖淡對過去的不愉快回憶，並用現實的經濟關係代替對戰爭罪責的道歉。美國政府對此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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