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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寫有“性騷擾女性不能被容忍”的紙張被放在科隆大教堂前。 |
中評社北京1月15日電／2015年12月31日的除夕跨年，德國若干大城市是在混亂和震驚之中度過的：在科隆火車站，上千名青年男子向人群投擲煙花製造混亂，實施偷竊、搶劫和性侵犯。截至1月10日，已有516人報案，其中40%涉及性騷擾行為，包括兩起強姦案，與此同時，另外兩大城市漢堡和斯圖加特也發生了類似事件，這其中不乏難民的身影，而在過去的一年中，德國剛剛頂住歐洲盟國的壓力，慷慨接納了110萬難民。科隆事件的規模之大出乎人們意料，也給在難民政策上堅持政治正確的德國好人們敲響了國內安全的警鐘。
科隆事件中的多重動因
目前，對案件原因的調查仍在進行當中。這些作奸犯科的行為是孤立事件還是有組織的作案，各方的說法莫衷一是，但都僅止於一知半解的猜測和未經證實的不精確描述。處於醉酒狀態的、北非和阿拉伯地區相貌特征的青年男子，這是多數受害人對於作案者的描述。可以確定的是，科隆事件是多種誘發因素的混合產物：集體暴力，酗酒，男權社會中對於女性的輕視，困難處境下的極端化潛力。德國的公眾輿論普遍關注的是事件背後折射出的文化衝突，在各大政黨、媒體和移民專家的解讀中，都不同程度提到了阿拉伯世界中女性地位的低下，對於西方社會自由開放風氣的誤解，以及部分極端分子對於暴力的宣揚。這些觀念和意識的缺失，致使一些來自阿拉伯世界的移民不了解德國的兩性平等和道德底線。誠然，群體暴力事件並非阿拉伯世界獨有現象，但科隆性侵案警示了文化差異的問題。最近，比利時就在難民課程中增加了尊重女性、反對性別歧視的內容。
科隆事件再度暴露了國內安全的漏洞。科隆警方由於機構失靈成為眾矢之的，警方在當晚接到報警後未及時採取有效的措施，雖然23 點30 分清場驅散了廣場上的人群，但仍舊未能阻止眾多盜竊和性侵女性行為的發生，且事後有意掩蓋和拖延發布事實真相。作為後果，科隆警察總長已被勒令暫時退休，德國政府將在大型活動中加大警力和視頻監控的力度。大規模性侵事件發生之後，國內外輿論一片嘩然，民眾普遍擔憂民主法治的德國存在法外之地，司法警務機關的公信力一落千丈，已經有個別地方普通民眾自發組織巡邏隊維護治安。
難民政策上的政治正確性
出於歷史原因，德國主流社會對於一切有排外主義和民粹主義、極右翼種族主義傾向的言論都會基於“政治不正確性”的理由加以指責。當蒂洛·扎拉青2010年出版《德國正在自取滅亡》，宣揚中東移民大量湧入將導致德國伊斯蘭化，要求對移民進行嚴格篩選之時，德國的主流輿論毫不猶豫地將之定性為種族主義言論予以抨擊。在歐洲多國政府向難民關上國門的同時，德國主流社會堅持奉行寬容自由的難民政策和歡迎文化，收容並人道安置了大部分逃亡歐洲的難民。
然而，對於難民的寬容和歡迎文化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政治正確性。由於擔心被極右翼分子借題發揮煽動排外情緒，德國地方各級政府往往低調處理難民群體中存在的犯罪行為。對於移民的一些不當的、例如不尊重女性的舉止，即便女權主義者也會失語噤聲，因為不想被視作種族主義者。
然而，科隆事件不可避免地與難民聯繫在了一起。截至1月8日，科隆事件抓獲的32名嫌疑人中有22人都是難民，其中甚至有敘利亞難民宣稱自己是默克爾請來的，不少被盜的手機出現在難民處或者難民營周邊。事實上，不僅是科隆事件曝光出的公共治安，歐洲的極端伊斯蘭暴力案件中同樣有少量難民的參與，去年11月的巴黎系列暴恐事件中數名恐怖分子曾經登記為難民，而今年伊始巴黎擊斃的一名持斧襲擊警察局的伊斯蘭極端分子也曾在歐洲多國生活數年，甚至登記了敘利亞、突尼斯等7個不同的難民身份，他自2014年起在德國北威州雷克林豪森居住並以格魯吉亞難民身份申請避難，還因偷竊、販毒、身體傷害、非法持械等多重罪名受到德國警方調查並被判過兩次刑。這樣的難民雖然在警方的掌握之中，但由於判刑時間低於三年，並不在遣返之列。該案件在科隆事件之後發生，再次體現了大規模難民無序進入的後果：進入德國的既有亟需庇護的戰爭難民，也有罪犯和聖戰狂熱分子。2015年以來進入德國的難民大多數都是穆斯林，並呈現出男性為主、年輕化和地域集中的顯著特點，他們當中30歲以下的人占到70%，男性比例同樣達到70%，而宗教極端思想正是在這樣的群體中伺機尋找追隨者。
根據德國《圖片報》援引警界高層的形勢報告，德國每天都在發生難民性侵事件，尤其多發於火車站等場地。由於擔心難民和本國人之間的矛盾激化引發本土社會的排外浪潮，這樣的事件往往被低調處理。科隆警方在大規模性侵曝光之初，也一度閉口不談作案者的難民身份。他們的做法在德國不少聯邦州都客觀存在，政府部門嚴格規定不主動報道難民犯下的罪行。如果疑犯是難民，警方也往往放到一邊不審理，如果在難民營內外發生違法犯罪事件，一般情況下都不予通報——除非涉及新納粹襲擊。
在這樣的背景下，德國國內的政治力量和主流媒體對於科隆事件的評價仍舊顯得小心翼翼，各大政黨、司法部、內政部和警方都避免將其與難民問題掛鈎，聲明不能指責整個難民群體，批評之聲更多來自一部分社交網絡和媒體。與此相反，德國以外的輿論和媒體對於科隆事件的批判就沒有這樣的政治正確。在備戰總統大選的美國，右翼的聲音主導了對於科隆事件的評論，《紐約時報》保守立場的專欄作家羅斯·杜薩特指出，德國政府有意淡化科隆事件的影響力，為了“避免德國為善意的瘋狂付出過高的代價”，德國必須轉變方向，默克爾必須下台。保加利亞多份報紙的文章則認為，默克爾也許今年就要下台，她不但對於科隆事件負有責任，而且迫使歐洲接收難民，“成為了自由和幼稚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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