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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旺角騷亂現場（中評社圖） |
中評社香港2月16日電／2月8日晚間，香港旺角發生本土激進派組隊與警方暴力衝突事件，警方受傷人數及襲擊者被捕人數甚至大大超過了2014年的“佔中”，而其影響亦在複雜發酵之中。旺角暴亂事件似一柄利劍刺破了香港的新年喜慶氣氛，將人們早早地拖入後“佔中”與後政改的嚴峻政治對立之中，與特區政府及全社會尋求重建、和解與發展的共識努力，相對峙和對衝。事件發生後，香港主流輿論普遍譴責襲擊者暴力，支持警方依法維護秩序，懲戒暴行。特區政府快速跟進處理，將事件定性為社會暴亂，相關檢控與訴訟程式迅疾開展，顯示強勁的民意基礎與香港法治的高度權威性。
事件起因於香港食環署大年初一例行的“掃蕩執法”，針對的是富有香港特色的無牌小販。本土派在政改失敗後一方面不滿於中央和特區政府的強硬立場，另一方面亦遷怒於“泛民主派”的整體溫和路線，對“佔中”的非暴力底線不以為然，而汲汲於測試“勇武路線”的政治社會效果。與去年反水貨客等“輕暴力”相比，此次旺角事件中本土派的作為可謂“勇武路線”的徹底展現，但也同時暴露了這一路線在香港法治文明體系中的例外角色與邊緣地位。“本土特色，勇武扞衛”也因此成為空穀絕響，成為香港社會運動激進路線的終極拐點。以香港的理性民意和權威法治，斷不可能再允許類似暴力蔓延。
絕非“公民抗命”
事件發生後，如何解釋和轉化，成為各方角逐的亮點。這也確實是要命的政治資產，反對派如何繼承是一個很大的“坑”。官方立場是暴亂定性，法治追懲。這一立場在香港的法治文明中具有“政治正確性”。由於涉及較大規模襲警及危害公共安全，其審訊與定罪預期要比“佔中”更嚴厲。反對派採取了二分策略：一方面遵循香港主流的和平價值觀與法治文明，同聲譴責暴力，另一方面則聚焦政府的公共政策責任以及一般的管治失當問題，各打五十大板。也有學者及外媒試圖通過將此事件作為“雨傘革命”的續篇而予以正名，甚至已直接命名為“魚蛋革命”，由此推波助瀾而接力開展香港的管治權爭奪。必須承認，旺角暴力事件的直接責任主要在於執行“勇武路線”的本土激進派，反對派主流因此也必須與之切割。但是，特區政府的公共政策責任亦不可忽視，否則類似暴力事件的隱患與導火索就不可能消除，個案性的刑事懲罰亦不能有持久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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