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3月3日電／十年前畢業求職的時候，師姐妹當中流傳著一句話：“找工作，已婚有子的女博士（碩士）要比未婚的好找，未婚的要比已婚未孕的好找。”直白點說就是，用人單位希望你把孕產的事兒辦利索了再來，不要跑到單位來生孩子，更不要一來就生。
這不是段子。在我的一場面試中，競爭者中的一位女博士就直接和面試者說，學術和履歷上的成績您看簡歷就行，“我的另外一個優勢是讀博之前已經生了孩子，現在已經過了最操心的階段，很給貴單位省事兒。”也許就在這一瞬，一些“你懂的”默契在求職者和面試者之間達成。
十年寒窗過後，你在求職中撞上的第一個評判框架仍然是基於性別建立的，孕產期長短和其可能帶來的成本，仍然極大地影響著你的“性價比”。比這更糟的是，這種把求職女性分為“未婚”、“已婚已孕”和“已婚未孕”的分類現在仍然流行。而且，在就業已成買方市場的形勢下，在二孩政策全面放開之後，通過孕產問題來衡量女員工“性價比”的思維還在強化，更多女性要在職業前景和家庭願景之間選邊站。
實際上，在既有職場生態和家庭分工下，“全面二孩”後職業女性所面臨的窘迫已經漸漸展現出來。由於基本公共服務保障不力，生育孩子所產生的教育、醫療等高額成本都被轉嫁在家庭身上，而家庭由此產生的過量勞動、精力消耗、生活質量的損失，則被無意識、大概率地轉嫁到女性身上。幾乎同時，她們還要面對職場歧視、職場邊緣人的尷尬以及就業、再就業的困境。
這種情況，不僅是不公平的，而且是不經濟的。在老齡化社會的嚴峻趨勢下，“全面二孩”政策上寄托著很多社會發展訴求，生育已經不再是一種個人行為，也不單單是一種家庭行為，而是關係到人口結構、人口可持續發展、勞動力供給等幾個方面的社會行為。但“願不願生”“敢不敢生”的關鍵卻在於女性。如果多一次孕產期會帶來職場擠壓和職業犧牲，很多已婚女性尤其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性，在再生育問題上就會變得非常慎重；如果僅僅因為生兩胎的可能性就使自己在就業中陷入劣勢，未婚女性的孕產意願也會趨於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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