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曾認為《水滸傳》的要旨是“為市井細民寫心”。《智取生辰綱》是其中最為精彩的回目之一，施耐庵確實是摸著老百姓的脈走的。他深知同樣是搶劫行為，假若晁蓋等人智取了一個低保戶的最低生活保障費，看官會齊喊：該殺！若換一個搶劫對象，比如說貪官縣令，把他送給老丈人的四千萬錢的壽禮給劫了，看官則像過節一樣開心。
盜非善類，這是不爭的共識。但“盜亦有道”似乎總有附和之聲。過去的正傳野史裡，都有許多“只偷官家，不傷貧賤”的記載。老百姓對專跟貪官過不去的強盜贊許有加，稱之為俠盜、好漢。
“生辰綱”即是腐敗官員的不義之財，劫之能獲得道義的支持，因此施耐庵才讓劉唐、公孫勝、晁蓋等人一再理直氣壯地說出“此等不義之財，取之何礙”之類的話來。
人們塗抹在智取生辰綱上的“正義”油彩，是建立在搜刮生辰綱的“不義”之上的。不過從《水滸傳》的描述來看，他們劫奪生辰綱卻完全沒有劫富濟貧的意思。行劫前吳用有言在先，“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活。”公孫勝也對晁蓋說，“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由此說來，他們只是劫“不義之財”以遂其私心。
老百姓一方面出於守小家的思想對於盜賊有著本能的排斥，一方面又因為對時弊的不滿和無奈而對滌蕩障礙的俠客有著天然的依賴。當“俠盜”被老百姓從偷盜業裡剝離出來，被貼上諸多精神標簽，“俠盜”這個特殊的階層，自然而然地成為盜賊們睹之奪目的名片。從《唐傳奇》一直到《水滸傳》《三俠五義》，盜賊身上的那種官方認定的反動基因，普遍為大眾所理解並接受，擁有了更長久的民意基礎。
社會在發展，法律制度在不斷完善，“俠盜”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而在現今一些雷人的貪官現形中，往往帶有天方夜譚式的色彩，經常冒出類似小偷潛入某某官員的官邸，盜得財物多少多少，因而引起紀委、檢察部門的重視，順藤摸瓜，終使贓官“浮出水面”的事情。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人間輕喜劇每每上演之後，都不乏一種贊許的掌聲：如果不是這個盜賊，還真難得發現這個貪官，褒獎這樣的盜賊，或許能開辟一條反腐的新通道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