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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鐘飛騰（中評社 劉柯岑攝） |
中評社北京6月26日電（記者 海涵 實習記者 劉柯岑）G20峰會即將在大阪召開，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大國研究室主任、研究員鐘飛騰就中日關係系列熱點問題接受了中評社記者專訪。鐘飛騰就中美貿易衝突與當年日美之間貿易衝突之間的異同、日本政府對“一帶一路”倡議態度的轉變、未來中日之間的進一步合作、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和態度、以及G20峰會上中日領導人會晤等相關問題表達了看法。
談及即將在日本大阪舉行的G20峰會，鐘飛騰說，中美兩國能否在大阪峰會上宣布一項有助於緩解各方對保護主義焦慮的協定，是目前主要國家最為關心的議題。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不明朗的情景下，中國和美國，以及G20的其他參與國，能否推動形成有利於開放的世界經濟體系，這是最為迫切的挑戰。
對於未來的中日關係，鐘飛騰表示，中日關係，目前已經處於正常關係軌道。對於中日來說，除了雙邊層面的合作利益之外，在維護全球多邊貿易體系方面也可以發揮積極的作用。日本也認識到，中國已經是進一步推進地區和全球層面的投資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日本不能忽視這種發展。中國也認為，日本對推進全球經濟的開放肩負重任，在一些地區性貿易協定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以下為專訪全文：
中評社：很多人會拿當前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30年前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進行類比，您認為這兩者是否有相似性？日美當年的貿易衝突可以為中美目前的摩擦提供什麼借鑒？
鐘飛騰：我認為，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30年前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二者之間肯定是有相似性的，具體體現在以下幾點：第一點，也是最突出的一點，就是貿易赤字的問題。日美貿易摩擦和中美貿易摩擦的起因都是貿易不平衡，中國占美國貿易赤字的比重和當年日本占美國貿易赤字的比重非常接近，都超過了 50%。第二點，中國和當年的日本都是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之後開始同美國之間發生較多的貿易摩擦。日本於1968年超過西德成為第二大經濟體之後，就開始同美國產生了五、六輪的貿易摩擦，這幾輪的貿易摩擦是按照產業升級的順序，從紡織、鋼鐵、機電產品、汽車，然後到半導體領域。現在的中國實際上跟當年的日本有點像，中國也是在2010年超過日本以後，成為了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而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則會產生一種心理效應，讓美國的普通民眾認為美國所有不好的經濟社會狀況都是因為第二大經濟體的發展引起的。第三點，是輿論對雙邊貿易衝突的一個認識。當時美國對於日本的看法是非常負面的，而如今中國在美國輿論當中的印象也是很負面的。貿易的衝突不僅僅是政府之間的事情，還涉及到社會心理的這個層面。
當然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同日美之間的貿易衝突也有不同的地方。第一點也是最大的不同是美日和中美關係的性質不同。美日即使是在貿易衝突當中，雙方還依然是軍事安全上的盟友。而中美之間則是沒有這種關係的。中國和美國是兩個相互獨立的主權國家。以往關於貿易摩擦的研究，很少關注兩個獨立的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摩擦，無論是美國與日本、德國還是歐盟之間的貿易摩擦等，傳統上都是有特定的軍事關係存在，軍事關係既是減震器，也是安全閥。而美國對於獨立的主權國家，通常都是經濟制裁，比如對俄羅斯。因此，中美目前的貿易衝突是一種混合型摩擦，發展前景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第二點不同是國際經貿多邊體制的不同。美日當時解決貿易衝突是在GATT（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框架之下，雙方將GATT最終轉變為WTO（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貿易的多邊框架從傳統的貨物貿易轉向容納知識產權、與貿易相關的投資協定以及服務貿易等，這些內容主要都是發達國家之間談判之後完成的。但是今天的中美貿易摩擦實際上很難在WTO框架下解決，因為一方面特朗普政府已經不再堅持WTO的有效性，特朗普對傳統多邊主義持批評和否定立場，另一方面中美之間是最大的發達國家和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調整起來需要更長的時間，而WTO在前一輪多哈回合談判中並沒有取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累積的舊問題很多，再加上中美貿易摩擦這個新問題又出現了，解決起來很不容易。第三點不同是當年的日美同如今的中美之間發展程度差距的不同。20世紀80年代後期，美日貿易摩擦最嚴重的時候，實際上日本已經是一個人均收入和人均GDP超過美國的一個國家，日本在發展程度上和美國是非常接近的。而今天中國的人均GDP大概不到1萬美元，但美國的人均GDP已經超過6萬。中美之間的貿易衝突實際上是發展中國家同最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衝突，這在20世紀是少見的，即便是二戰爆發前期美日發生經濟衝突時，日本的人均GDP也接近美國的30%，因此中美在這個收入水平差距上發生衝突，可以說是百年未有之大事。
至於日美當年的貿易衝突能為中美如今的貿易衝突提供什麼樣的借鑒，我覺得有些是不能借鑒的。首先需要強調的是，處於同盟關係的兩國為了維護政治關係和安全關係實際上是有助於降低、減緩經濟衝突的。因此，美日之間在80年代雖然有著貿易上的衝突，但總體上是可控的。可控分為兩個方面，其一，美國是有底線的；其二，日本也是會考慮讓步的。當年美日雙方的決策者都會考慮將衝突約束在經濟層面來解決，不能使其衝擊雙邊同盟體系基礎，後者是美國體系的基石。但是，如今中美之間的底線可能突破貿易、技術和金融層面，甚至將來不排除會涉及到中國的邊疆問題、台灣問題等。對於此，中國要有底線思維——要考慮清楚我們的核心利益。要告訴美國我們的底線在哪裡，對於我們的核心利益堅決不能讓步。因為，從美國的發展歷史來看，這個國家儘管某些時候不乏對華友好的姿態，幫助過中國的發展，但都發生在美國有清晰的對外戰略、美國與中國實力差距較大的時候，但是目前美國決策層不僅對美國國家利益是什麼存在嚴重分歧，而且日益擔心中國對美國世界地位的衝擊，美國鷹派不會放棄卡住中國脖子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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