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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歐福利國家：不一樣的社會主義 | |
http://www.CRNTT.com 2011-05-08 07:52: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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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典社民黨構建的瑞典模式中，人民已經成為主體，社會保障不再只是救濟或給予，而是要打造一個每個人都能夠自由、平等發展的平台，它也是經濟進步不可或缺的動力源。丹麥學者安德森講過這樣一個例子，他在1980年代對18個西方國家的福利情況做調查時發現，“工人運動反對舊有的濟貧傳統，因為他們要爭取堅實的‘公民’權利”。而這樣的濟貧傳統在民主社會主義占主導地位的北歐國家幾乎完全絕跡，而只有在美國和加拿大這樣的國家還占有相當顯著的地位。 需要提及的是，基督教的扶貧濟窮式的做法雖然根本改變了，其道德理念卻對社民黨後來的改革形成了重要影響。西方學者對歐洲社會發展的研究結果表明，推動社會改革的主要動力來自於道德信念，主要是西方傳統宗教中的博愛和人道的觀念。在《社會福利國家面臨的挑戰》一書中，德國學者考夫曼認為：“一個基於自由、權利平等，以及借助市場經濟和社會福利國家實現其公民團結互助的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啟蒙運動文化影響的西歐社會中產生。”社會黨國際通過的《關於社會主義和宗教的聲明》也明確提到，“在歐洲，基督教教義乃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一種精神源泉和首先源泉。” 規則透明是改革的制度條件 在1932年的競選中，社民黨就沒有像以前那樣提出“社會化”的目標，而是強調了“平等、關心、合作和互助精神”。在當時的社民黨人看來，在福利大蛋糕出現之前，需要對分配體制進行改革，同時也為將來蛋糕的劃分奠定一個公平的基礎。後來的發展實踐表明，沒有這樣的改革和規則的建立，瑞典的福利蛋糕也是無法做大的。 由於社民黨的改革是在一定的政治環境中推進的，我們在看到當時瑞典經濟還比較落後，特別是貧窮分化在加劇的同時，也需要更多地關注當時瑞典社會的政治基礎，即相對來說比較穩定的政治體制，特別是其透明的政治運行規則。 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執行政務公開的國家。早在1766年，瑞典議會就確立了政務公開的原則。這項法規也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員申報制和“信息披露法”。有美國學者據此認為，美國國會直到1966年才通過《信息披露法》，要比瑞典晚200年。這部法規的通過並不是一種意外。瑞典在經歷了18世紀初的“自由時代”後，已經成為了一個相當開放的國家，政黨制度的雛型出現，文化變得豐富多彩起來，公眾的政治覺悟也逐漸提高。在《瑞典史》中，那個時代被描述為“既有光芒燦爛、詩意洋溢的一面，也有思想上的鬥爭和黨派間傾軋的一面”。正是因為有了這個時代，1809年，瑞典通過了“最早的一部歐洲實行的成文憲法”。瑞典投資促進署出版的《走進瑞典》的宣傳册上，寫著這樣一段話：“除了國際化之外，透明化的社會也總是讓瑞典人引以為豪，如果說‘國際化’主要是受經濟的驅動，那麼‘透明化’則是發自瑞典國民內心對於公正、平等的要求。” 正是由於有了特定的道德觀念與政治傳統，瑞典社民黨才能推動進一步的政治變革，特別是對分配體制的改革。 分配體制改革的要義在於平等 被稱為瑞典模式設計師的經濟學家梅德爾曾經說過，瑞典模式有兩個最突出的目標，一個是全民就業；另一個是平等。這兩個目標也是社民黨政府自1930年代開始改革的重點所在，它恰恰也反映了那個時代的深刻烙印。 在當時的歐洲，瑞典經濟雖然比較落後，但並不是最落後的，而且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也有了一些積累。但是，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分配制度出了問題，與瑞典社民黨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和合作”的理念極不相符，也嚴重制約了可持續發展。 瑞典社民黨提出的“全民就業”，是通過擴大公共部門、加強職業培訓等一系列措施，以增加就業的經濟政策，有著較濃重的凱恩斯主義的色彩，但又不完全相同。在社民黨人看來，“充分就業是社會的、也是經濟的目標。它使人人都能參與福利創建工作，防止失業造成的不平等、人身傷害和社會排斥。”(瑞典社民黨黨綱)1932社民黨執政後，大幅提高公共開支，用於創造就業機會的開支也比以往占更大比例。從196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的30年裡，瑞典失業率從未超過3.5%，在西方國家中極為少見。 從1930年代開始的分配體制改革從一開始還突出了“全民”的意義。瑞典學者阿德勒－卡爾鬆在《職能社會主義——瑞典的民主社會化理論》一書中說，“實現任何社會主義政策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是貧窮國家的主要權力主體甘心為人民大眾的利益行事，而不是去維護少數權勢集團的特權。”所以它不再只是一個錢多、錢少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公平的問題，是全國公民無論男女，無論工人、農民、官員，無論職位、級別高低，無論收入多少，都能夠公平享有社會保障的問題。比如，政府有責任幫助每一個失業者找到工作；養老金人人都有權享受，並不是有工作的人才有；給小孩的補貼也一樣，每個家庭都有份，按小孩的人頭髮給；醫療保險也是全民享有，不因職位高低和就業部門不同而有區分；住房政策則是“人人有房可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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