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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文 李鴻穀

  獨立

  1932年的《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

  1936年11月22日。這剛剛要過去的一天,對於回到家中的鄒韜奮而言,實在也算是平常的一天。他後來回憶,這時他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綏遠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慮的只是這個問題。這天下午18點,他趕到功德林參加援綏的會議,到會的人很多,銀行界、教育界、報界、律師界等等,都有人出席。大約深夜23點,鄒韜奮離會,回到家中睡覺時已經24點了。上了床他還在想著下一期《生活星期刊》的社論應該做什麼題目,一個多小時後才漸漸睡去。睡得很酣……不料,僅僅兩個小時,鄒韜奮被後門凶猛的打門聲和妻子的驚呼聲驚醒。門打開了,5個人一擁而入,其中有一個法國人,手上拿著手槍,做准備開槍的姿勢。鄒韜奮被捕了。

  這一夜在上海同時被捕的還有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王造時、史良與沙千裡,這即當時轟動海內外的“七君子事件”。“七君子”之一的著名社會活動家李公樸,容易被大家忽略他的職業身份:《讀書生活》雜志的創始人,讀書生活出版社的創辦人與社長。

  半年後,“七七事變”爆發,8年艱苦抗戰拉開序幕。在中國近代史的大格局裡,“七君子事件”作為一種標志,所顯示的救亡運動的民意澎湃,意味著中國作為“現代民族國家”意識的廣泛形成。羈囚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分所”裡的鄒韜奮,在看守所裡開始寫作自傳性著作《經歷》,回望自己的人生與事業,鄒韜奮將“轉變”(《經歷》第29章)時間定格於1932年。

  中華職業教育社系黃炎培先生1917年聯合當時教育界、企業界的有識之士在上海創建。《生活》周刊作為職教社的機關刊物,在創辦一年後,1926年10月由鄒韜奮接手主編。接手之際,統計發行量,《生活》周刊僅2800份。5年後,這份周刊日常發行量達到創紀錄的15.5萬份,其中直接訂閱的5萬份。這個發行數字,已與全國最大的日報——《申報》和《新聞報》的發行量不相上下。這其間的變化,如鄒韜奮所述:“《生活》周刊漸漸轉變為主持正義的輿論機關。”

  日常發行超過15萬份的《生活》周刊,其價值顯然不僅僅是這個驚人的數據所能簡單涵蓋的,民意凝聚與社會動員,它有著超強的力量,當然也面臨更為複雜的挑戰。

  1932年春,蔣介石派胡宗南到上海,約鄒韜奮晤談。《生活書店史稿》記錄:“(雙方)就抗日問題和《生活》周刊的態度辯詰達四小時之久。胡宗南極力為蔣介石游說,軟硬兼施,試圖拉攏韜奮,改變政治立場,逼韜奮表態擁護蔣介石……韜奮坦率地回答胡宗南,只要政府公開抗日,便一定擁護,在政府公開抗日之前,便沒有辦法擁護。”這一結果使得《生活》周刊面臨第一輪現實壓力。胡離滬不久,蔣即從“剿共”前綫南昌軍委會行營發出密令,在江西、湖北、河南和安徽四省查禁《生活》周刊。

  事情並未到此結束,《生活書店史稿》記錄:“蔣介石直接對《生活》周刊主辦單位中華職業教育社負責人施壓。蔣親自出面,把職教社主任黃炎培請到南京,因《生活》周刊是職教社主辦的,要黃炎培責令韜奮改變《生活》周刊的政治立場,這樣使職教社的負責人很為難。他們對韜奮的為人做事十分理解,也看到了《生活》周刊對促進社會進步產生的積極效果。但職教社是一個教育機關,捲入政治漩渦對職教社整個事業會帶來不利影響。”

  怎麼辦?鄒韜奮經過慎重思慮,“應力倡舍己為群的意志與精神,擬自己獨立把《生活》周刊辦下去”。——這當然是一個重大的“轉變”時刻,其結果,“韜奮商得職教社同意自主經營,訂立契約,並允如果周刊盈利,將其20%支援職教社辦教育事業。公開聲明,與職教社脫離隸屬關系”。

  《生活》周刊獨立了。與此同時,1932年7月1日,三聯書店的前身之一——生活書店成立。

  三聯

  生活、讀書與新知

  《生活》周刊的獨立,有賴於中華職教社的遠見卓識,但獨立之後的周刊如何運行?在1968年8月寫成的一份回憶《關於生活書店》裡,胡愈之記錄當年:“我向韜奮建議,把《生活》周刊改組為生活書店,除出版刊物外,還可以出書。內部辦成生產合作社,即把全部財產作為職工共有,以職工過去所得工資數額多少為比例,作為股份,分給全體職工……但當時國民黨法律,合作社組織是非法的,不許注册登記,因此合作社制度只是在內部行施,而對外則仍然作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

  胡愈之的意見,迅速成為生活書店的制度安排。當時,《生活》周刊社結存下來有2000元錢,連同一些庫存書刊和辦公用具等,按1933年7月計算,折合成全部資產為3.869萬元(不包括刊物預收訂金)。在職的工作人員(生活書店成立時有職工20餘人),以過去所得工資總額多少為比例,分配給全體職工為入社的股金……《生活書店史稿》評論說:“這種組織形式在當時是創舉,非常適用於這個不以盈利為主要目的的進步文化事業。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如此制度安排,如果我們僅以一家出版社的格局思考,將難免失之狹窄。“謀社會之改造”的鄒韜奮先生,即或對一間出版社的考慮,至今視之,仍頗高屋建瓴:

  我們所共同努力的是文化事業,所以必須顧到事業性,同時因為我們是自食其力,是靠自己的收入來支持事業,而發展事業,所以必須同時顧到商業性,這兩方面是應該相輔相成的,不應該對立起來的。

  在自傳性的《經歷》裡,鄒韜奮記錄“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樸,是《生活》周刊的熱心撰稿人——“他到美國以後,很熱心地替《生活》寫通訊,我和他做朋友,就在這個時候開始。我替所主持的刊物選稿向來是很嚴格的,他的來稿並不是篇篇都登得出的,但是他卻不管這些,總是很興奮地寫來。”

  1934年春,留學回國的李公樸經史量才同意,決定在《申報》第七版開辟一個每日刊登的“讀書問答”副刊。這一副刊的編輯陣容頗為強大,艾思奇主持哲學問題,柳湜主持社會科學問題,夏征農負責文學問題。這個時候,史量才以及《申報》在抗日救國問題上,態度越來越鮮明,也越來越遭受壓力。李公樸覺得,與其這個副刊最終被當局查封,不如另出一份刊物以求生存。1934年11月10日,《讀書生活》半月刊在上海創刊。此後的生存與發展軌跡,與鄒韜奮先生的《生活》周刊軌跡曲綫相似,1935年冬,三聯書店前身的另一家出版機構——讀書生活出版社成立。李公樸、陶行知、沈鈞儒、章乃器、諶小岑、李芳等組成董事會。李公樸任社長。

  細讀讀書生活出版社的早期歷史,他們下定決心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全譯本,其膽其識,至今仍令人感嘆。當時,郭大力、王亞南擬合譯《資本論》,先期與上海幾家大書局接洽,都碰了釘子,最後找到艾思奇。這個時候,正是李公樸被捕期間,而同時讀書生活出版社經營困難,剛剛完成股份重組。在最困難之際,鄭易裡任董事長,黃洛峰出任經理。艾思奇找到黃洛峰與鄭易裡,他們一致同意出全譯本的《資本論》。讀書生活出版社對這一書稿的出版,可謂鄭重——“每月預付郭大力40元版稅。為了使這種支付不受正常業務資金周轉的影響,特意提出2000元在銀行單立賬戶,專門支付郭、王版稅之用。”

  也就在這個時期,後來對三聯書店影響頗為深遠的範用進入讀書生活出版社,當時他才15歲,就開始設計書籍封面。那位叫“葉雨”(業餘)的設計者,即為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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