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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店：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

http://www.CRNTT.com   2012-07-23 15:13:16

主筆 李偉 　　“不要怕” 　　上海靜安區新閘路上的沁園村是一片石庫門小區，外墻被刷成黃色，窗台上擺滿了鮮花，每戶都有天井和閣樓。小區門口的銘牌上提示，9號樓曾是影星阮玲玉的故居。但很少有人知道，出版家鄒韜奮也曾住在沁園村的22號。並且這是他生命中最後的一處居所。 　　房屋的主人，是生活書店浙江金華分店在上海的同事畢青的哥哥。1944年2月，韜奮先生的病情惡化，日軍諜報機關已知道他在上海治病，派出特務四處打探。如果繼續住在醫院裡，很有可能發生意外。因此，生活書店的同事們立即採取緊急措施，把他轉移到新閘路沁園村(現新閘路1124弄)22號隱居。 　　畢青是一位共產黨員，他冒很大的風險說服親屬，擠出一個亭子間讓韜奮住。韜奮搬去後曾對畢青說：“這一下我放心了，住在醫院裡不免提心吊膽。”但韜奮先生只在沁園村住了一個多月，病情更加嚴重，便轉移到了現在岳陽路190號的原上海醫院，並在那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後一程。 　　1943年2月，韜奮先生為了治療耳病，從蘇北抗日根據地秘密回到上海看病。一年前他在廣東隱蔽時，耳病就已發作，常伴有膿水和血流出。 　　在上海，鄒韜奮首先找到了生活書店的老同事陳其襄。陳其襄當時在上海負責生活書店的工作，在法租界辣斐德路東升裡(現複興中路407弄)1號開設了一個地下經濟機構“正泰商行”，並以德和企業公司經理的公開身份作掩護。陳其襄和張錫榮、張又新等都是生活書店的同事，他們根據黨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慮和布置。當時韜奮夫人沈粹縝與三個孩子還在桂林，他們就聯系到了韜奮的二妹鄒恩俊。 　　鄒恩俊是一位醫藥化驗師，認識一些醫生。他們先請生活書店在上海時期的醫藥顧問曾耀仲醫生為韜奮檢查。曾耀仲約請了醫務界的幾個朋友會診，一致認為是耳癌，必須手術治療。張錫榮花錢在杭州搞到一張“良民證”，韜奮化名“李晉卿”住進中國紅十字會第一醫院(現華山醫院)的特等病房，請著名耳鼻喉科專家穆瑞芬醫師主持手術。 　　“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間，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後部至右頰，右耳內有膿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間，病痛加重，患部劇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寫文說話或演講。”韜奮先生的老搭檔徐伯昕後來回憶說。 　　癌症手術後的放射治療，對人的損傷很大。鄒韜奮每做一次，即嘔吐不止。由於手術中損傷了頜面部的神經，他的半邊臉歪了。鄒韜奮經常照著鏡子，自嘲說：“這倒好，使別人更不容易認出我來了。” 　　這時韜奮的長子鄒家華(原名鄒嘉驊)、夫人沈粹縝先後來到上海。鄒家華住在蒲石路二姑家裡(現長樂路786號)，他一面到醫院照顧父親，一面在附近的大成中學繼續上高中。 　　至1943年9月，鄒韜奮在紅十字會醫院已經住了半年多，為了避免引起敵偽注意，便轉移到格羅希路上的格羅療養院(後改名劍橋醫院，現延慶路18弄10號)繼續治療。這是戴笠親信丁伯雄開的一家私人小醫院，只有20張病床。這時鄒韜奮的病情又有了變化，癌細胞已轉移到腦部，並向下擴散，每天頭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 　　陳其襄負責采購杜冷丁，他差不多把當時上海能買到的杜冷丁都買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維持兩三天，到最後藥效縮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縝也學會了打針。 　　徐伯昕後來記述：“疼痛最劇烈時，先生用兩手捧頸，轉側起伏，呻吟不息，眼淚奪眶而出。先生常對在旁的朋友說：‘我的眼淚並不是懦弱，也不是悲觀的表示，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時候，用眼淚來和疾病鬥爭。’” 　　在病床上，鄒韜奮仍在考慮國家前途。1943年10月，他把自己反複思考的一些問題，口述出來，請在場的同事幫他記錄。這就是他生前最後一次《對國事的呼籲》。鄒韜奮希望，“國民黨必須誠意取消一黨專政，誠意接受各抗日黨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國的原則，否則一切都是空話”。他最後說：“我個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懷祖國，眷戀同胞，苦思焦慮，中夜仿徨，心所謂危，不敢不告。” 　　11月間，敵偽已風聞鄒韜奮在上海治病，照料他的曾耀仲醫生也被三番兩次傳訊。他不得不連續轉換醫院，先是從格羅療養院搬到海格路與善鐘路口的瞿直甫醫院(現華山路第五小學)，不久又從瞿直甫醫院搬到靜安寺附近的德濟醫院(現延安西路地段醫院，和平路15號)。 　　1944年，是韜奮生命的最後一年。年初，他就開始撰寫自傳性質的《患難餘生記》。他簡要回顧了《生活》周刊與生活書店的發展歷程，用更多的筆墨控訴國民政府對新聞的鉗制、打壓，對文化事業的迫害、摧殘。這本書只完成了三章五萬多字，寫到生活書店的“八種精神”，未及展開便無法堅持下去了。按計劃，他還要寫《蘇北觀感錄》和《各國民主運動史》。 　　此時的鄒韜奮對於國民政府已經徹底絕望了，他曾在1942年去蘇北根據地時說：“我畢生辦刊物、做記者、開書店，簡直是‘題殘稿紙百萬張，寫禿毛錐十萬管’了，但政權、軍權還在蔣介石手裡，他一聲令下，就可以使千萬個人頭落地！千萬本書籍雜志焚毀！連我這樣的文弱書生、空談愛國者，他都一再使我流離失所，家散人亡呢！” 　　由於日偽情報機構已經獲悉鄒韜奮在上海治病，醫院更加不安全。鄒韜奮不得不轉移到了沁園村畢青的哥哥家暫住。此時他已無力寫作，劇痛次數增加，從局部擴展到全身，坐臥不安。有時痛得兩只手捧著頭，一面流淚，一面發抖，從床上爬到地上，又從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來越小。 　　為了便於搶救，曾耀仲醫生不惜冒生命危險，把韜奮接進了他自己在祁齊路開設不久的上海醫院(現岳陽路190號，徐匯區結核病防治所)。為安全起見，韜奮的假“良民證”上的“李晉卿”改為“季晉卿”，沈粹縝也改稱“季太太”。 　　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韜奮先生終於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49歲。臨終前，他給夫人沈粹縝寫下三個字——“不要怕”。為了不被敵人發現，韜奮先生的遺體仍用“季晉卿”的名字暫時存於上海殯儀館，兩年後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橋公墓。 　　此前9年在魯迅先生公祭大會上，鄒韜奮曾發表最簡短的演說：“今天天色不早，我願用一句話來紀念魯迅先生；許多人是不戰而屈，魯迅先生是戰而不屈。”他當年未必意識到，他對魯迅先生的評價對他自己也同樣適用。 　　韜奮先生身後所獲評價極高，他甚至成了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典範。郭沫若的挽聯即寫道：“瀛談百代傳鄒子，信史千秋哭賈生。”最高的評價則見於革命的名義，毛澤東對生活書店的柳湜說：“我們幹革命有兩支隊伍，武的是八路軍，文的是鄒韜奮在上海辦刊物，開書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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