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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遷的歷史之味

http://www.CRNTT.com   2014-05-02 12:20:28  


 
  三

  耶魯大學圖書館的小花園裡有一尊雕塑“知識牛”,牛身上下堆滿圖書和文具,與國內證交所門口同類雕塑一樣,它也傳達某種“牛氣”。

  《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就緣於1970年代史景遷在耶魯圖書館裡讀到的大清《刑案匯覽》,其中記錄了一宗山東郯城王氏與人私奔後被丈夫所殺的命案,屍體是在雪地裡被發現的。加上《郯城縣志》以及郯城知縣黃六鴻的《福惠全書》中的相關記載,原始材料不過十幾頁。

  校譯者李孝悌說:“方志這一類資料,在中國史研究中再普通不過,大多數以中文為母語的史家信手翻過,不費吹灰之力,卻從不曾在這些看似因循呆板的資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做文章的質材。”而史景遷看到了,開始了他的歷史重構——

  魏斐德記得某個傍晚,他和史景遷穿過衛斯裡安大學的校園。

  “你最近在寫什麼?”魏斐德問。

  “我發現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故事之核,”史景遷眯起眼睛,盯視前方:“關於婦人王氏的被殺……屍身蜷縮在雪地裡。”

  這次費時頗長的書寫中最為特別的是,史景遷引用了蒲鬆齡的《聊齋志異》——依據是大約同一時期,蒲鬆齡在山東寫作,並在命案發生前到過郯城。

  “對我而言,唯有通過蒙太奇的形式,對(《聊齋》中)這些形象作某些結合,才能超越那個已逝世界中的其他資料,更趨近王氏,表達出她在臨死前的睡夢中可能有的一些想法。”

  無論如何,故事的主人公王氏是在全書臨近尾聲的第五章(理想國譯本第133頁)出場的。此前,各種姓氏的婦女的故事,共同編織了史景遷想告訴讀者的:當地一般民眾的“面多菜色,體無完衣”、大清的律例、地方賦稅、各種社會制度,以及,婦女卑賤的地位和悲慘的命運。

  那段王氏臨死前的夢境展示得唯美、優雅,有詩的質感,如果不看上下文,1672年山東的一位裹了腳的婦人在夢中宛如歐洲中世紀的林中仙女,這與隨後而來的謀殺構成一種奇異的張力。

  史景遷對於歷史想象的探索,在這部書裡達到了頂峰,他將虛構的小說納入材料的方法引來不少批評。“有人喜歡這本書,有人認為太過分了。”

  而當時第三代漢學家,如魏斐德、孔飛力,都在試圖打破費正清所建立的大版塊的歷史場景再現,從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和精英人物轉向地方史、社會史和普通人。這二人後來與史景遷一道,並稱美國“漢學三傑”。有人總結:魏斐德以選題和史料取勝,孔飛力以方法和視角著稱,史景遷以敘事和文筆見長。

  史景遷的作品在美國學界也經歷了一個被逐步接受的過程。據鄭培凱回憶,耶魯學風相對保守,早年史景遷常受同行前輩圈點:你英文好,但中文底子不夠好啊;有人說他壓根兒就是用的二手材料;還有人說他根本就是在寫小說。然而,老一輩漢學家如費正清的中文更不好,史華慈的中文也一般,但是他們很用功,很會留意。

  史景遷有一大一小兩個書房,常常幾個題目一起展開。當他有新發現時,會興奮得同金安平講,投入寫作時,若有電話鈴響,他會不高興。寫作過程中,常有中國來的學生或助手幫他核實材料。即便如此,基本的史實錯誤時常發生,批評者已經一一指出。

  史景遷的讀者是誰?首先是耶魯大學的學生,其次是略偏左派的知識分子。“耶魯學生很聰明,史先生從來不低估他們,但也知道這些學生沒有這個領域的背景,所以需要照顧,也就是說,他的學問不是在正文裡展示的,學問在後頭,在注腳裡。”鄭培凱說,“其實,學問中最大的東西,還是對文化傳統的一個認識。”

  70年代,史景遷開的中國近代史課只有四十多個學生。鄭培凱畢業後第一次回耶魯,史景遷悄悄對弟子說:我現在有兩百多個學生了。90年代中期,大陸學者馬敏在古堡高聳、春藤繞墻的校園裡發現史先生的課上每每有五百多人。而鄭培凱再一次回去,發現全校最大的講堂裡,七百多學生在聽史教授從晚明講到當下的中國。為此,史景遷曾獲得麥克阿瑟基金會31萬美元的獎教金。

  他於1990年出版的三卷本《追尋近代中國》,取代費正清、徐中約的同類通史,成為美國大學裡最受歡迎的教材——這意味著,年輕一代的西方人從他的敘述裡開始了解中國。2013年,他完成了對這部教科書的第三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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